1940年，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恶化，我军发起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力图给予日军重创。经过激烈的战斗，日军的战斗意志被击垮，屡遭挫败。然而，胜利的曙光未能持续太久，日军很快重新集结，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反扑，展开了残酷的报复性“围剿”，迫使我军必须进行战略撤退，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区。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晋察冀分区差点中了敌人的圈套。当时，军区参谋长接到了一个“总部”的电话，却被当时的司令员果断掐断。这一行动引发了许多人心中的疑惑：司令员为何要在此时掐断来自“总部”的电话？

要想理解这一事件的背景，首先需要了解一下这位司令员的历史。1905年，郭天民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一个贫困家庭。因为是家中的长孙，家族上下倾注了大量心血培养他读书，郭天民也早早接触到了一些进步的思想，逐渐萌生了要改变命运的念头。1927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参与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所在的部队被编入红四师，郭天民也在1928年成为副连长。

1930年，郭天民在战斗中差点丧命，一颗子弹差点射中他的心脏。幸运的是，他捡回了一条命，心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常常自嘲道：“我已经死过一次，什么都不怕了。”从那时起，他变得更加勇猛，以“不怕死”闻名，成为部队中的铁血战士。

随后，郭天民历任红八师参谋长、红二十一军62师师长，以及江西军区参谋长等职务。在长征途中，他作为红九军团的参谋长，带领部队成功掩护主力突破敌人封锁线，并独自带领部队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历时两月，转战数千里，最终完成了任务。

1938年，郭天民奉命赶赴晋察冀前线，担任冀察军区司令员等职，投入到抗日战斗中。当时，百团大战让日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但随着敌军重整旗鼓，新的围剿开始了。这次围剿计划的总指挥是华北日军总司令岗村次宁，他的目标不仅仅是摧毁我军的前线阵地，更想一举捣毁我军的中枢领导和指挥系统。

为了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日军早在这场围剿开始之前，就暗中策划了一系列的间谍行动，企图通过窃听我军的情报来掌握我军的战略部署。可以想象，在那样的战争环境下，情报的泄露几乎是致命的。然而，我军凭借敏锐的侦察能力，总是能提前识破敌人的阴谋，及时撤离，避免了直接的损失。

1941年，日军派出一支小分队，悄悄潜入了太行山脉。聂荣臻得到情报，立即部署了应对措施。然而，日军的真正目标并不是他们开始时假装袭击的地方，而是第三军分区。当第三军分区接到警报时，敌人已经几乎抵达了目标地区。眼见撤退无望，他们只能紧急转移，但在撤退过程中遭遇了日军的猛烈袭击，损失惨重。

此时，第二军分区的司令员正是郭天民。他接到通知后，立刻组织力量救援。然而，日军突然出现在了他们面前，逼得郭天民不得不撤退到深山中。

尽管形势紧急，郭天民没有慌乱。为了与第三军分区取得联系，他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下一步的行动。就在此时，一通电话打了进来，参谋长接起电话，对方自称是“总部”的人员，要求报告所在位置。参谋长刚要回话，郭天民机警地一把挂断了电话，并严肃问道：“电话是谁打来的？”参谋长解释说，来电者称是总部的人。郭天民迅速反应，意识到这很可能是敌军的伎俩，敌人能够准确拨通电话，说明他们的搜索范围已经接近了。郭天民当机立断，下令全体撤离。

果然，在郭天民撤离不久后，日军大军如潮水般涌入了原本的驻地，若不是郭天民及时作出决定，后果不堪设想。通过这次紧急撤退，不仅保住了晋察冀第二军分区的几千人马，更有效地破坏了日军的围剿计划，极大地遏制了他们的攻势。

1945年，在晋察冀军区的春夏季攻势中，郭天民带领部队参与了多场战役，成功收复了敌人占领的阵地。在张家口一战中，他指挥部队在怀来地区与敌人浴血奋战了十多个昼夜，为主力部队牵制住了敌军的兵力，最终在这场战斗中歼敌一万余人，成功打退了敌军六个师的进攻。

1947年，郭天民升任晋察冀野战军副参谋长，参与指挥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并开辟了鄂豫新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在各个解放战役中活跃，与大部队合围国民党军，为党和人民立下赫赫战功。

1955年，郭天民在全国大授衔中被授予上将军衔，直到1970年因病去世，享年65岁。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正是因为有了像郭天民这样出色的将领，我军才能够在敌军的强大攻势面前稳住阵脚，顶住压力，最终赢得胜利。

若没有郭天民在危急时刻果断挂断那通电话，指挥部队及时撤离，我军的损失将会是无法估量的。这一举动，直接影响了战局的走向，可以说，郭天民的当机立断拯救了我军数千士兵的生命，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