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军的失败和其领导层的错乱密切相关，尤其是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中，一百多万国民党大军的溃败，几乎成为蒋介石命运的转折点。在小说《特赦1959》中，叶立三这个以韩浚为原型的角色，面对王耀武时，感慨万千：“老头子在军事上重用了奴才、庸才、蠢材，华东战场交给您指挥，现在一败涂地，我简直感觉像做了一场梦。梦中还有数百万大军，可一觉醒来，却什么都没了，干干净净的……”这番话让人不禁深思，究竟是谁的指挥错误，导致蒋军的惨败？叶立三提到的庸才，是否就是杜聿明？杜聿明为何能获得蒋介石的青睐，即便在两场重大战役中，他的指挥都显得如此无能？如果他是庸才，那么他身边的那些人，譬如蠢材和奴才，又是指谁呢？

杜聿明，作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早年晋升非常迅速，仅次于胡宗南。1924年考入黄埔，1928年晋升中校，1930年升上校，1932年更是晋升为少将。不到四十岁，他便成为第五集团军中将总司令，管辖五个军，且兼任昆明防守司令。他参与了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在这两场战役中，都承担了重要的指挥职责。根据黄埔四期生林伟俦的回忆，杜聿明在1948年被任命为第四任指挥官，开始指挥东北的战局。他到达葫芦岛后，立即召集国民党各师长开会，评估局势。杜聿明决定采取守势，针对塔山一带采取扫荡行动。

然而，杜聿明的指挥策略并未起到任何挽救东北战局的效果。相反，他所采取的一系列人事调整和指挥决策，进一步加剧了混乱。首先，他以“整训”之名，加强了对第六十军的管控，派出了风纪检查组，并插手任命了“联络参谋”。这一举措引发了军内的不满，尤其是副官长张维鹏指出，杜的做法让第六十军陷入了被孤立的境地，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困境。杜的“整顿”不仅没能提升军队的士气，反而让蒋军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最终，卫立煌的宽容和灵活处理方式在这场危机中显得尤为突出。

卫立煌在东北的处理方式与杜聿明截然不同。他宽容且善于协调，注重拉拢人心，避免过多的调整和打压下属，这一点深得人心。相比之下，杜聿明的“一刀切”策略让人心惶惶。彭杰如回忆，当时的东北战局混乱不堪，杜的指挥失误让葫芦岛的国民党军士气低落，直到战局急转直下，他才开始匆忙安排撤退，但由于信息封锁，许多部队并不清楚具体的撤退计划，混乱一片。杜的失误甚至让各部队的撤退工作充满了混乱和不可预测性。徐州的指挥也没有改善这种局面，反而暴露了杜的领导能力和执行力的严重不足。

更让人痛心的是，杜聿明在撤退时不仅未能妥善指挥，还导致了军队的进一步溃败。当时，杜聿明怀疑郭汝瑰是地下党成员，因此对撤退计划严格保密，连“国防部”都未被告知。然而，徐州周边的商人和达官显贵们却早早得知了消息，导致军队的撤退通道被堵住，指挥所的撤离更是混乱不堪。许多指挥官和士兵都因为撤退计划的不透明而陷入混乱之中。

杜聿明的指挥不善和决策失误，最终导致了蒋军的彻底溃败，特别是在淮海战役中，蒋军内部的将领们对他的领导已经失去信心。在辽沈和淮海两场大战中，杜聿明的无能指挥直接或间接地断送了一百多万蒋军的生命。而且，杜聿明对邱清泉等部下的冷漠态度，也让他在军中积累了许多不满。以至于，在撤退时，邱清泉等部下干脆不再听从他的指挥，甚至选择独自行动。

在这种情况之下，杜聿明的上司刘峙也显得不堪一击。刘峙被蒋介石任命为徐州“剿总”的总司令，却因其指挥无能，成为了蒋军中最受诟病的将领之一。许多军官在回忆录中都提到，刘峙是典型的败军之将，尽管他在蒋介石眼中是忠实可靠的“福将”，但其无能的表现已经让许多将领丧失了信心。刘峙的指挥风格使得国民党军的防线屡次崩溃，直至整个徐州防线完全崩溃。

与杜聿明和刘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诚。尽管陈诚也并非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官，但他的忠诚和对蒋介石的服从使他在蒋军中屡屡获得提升。杜聿明回忆，陈诚在东北担任行辕主任期间，不仅改组了陈明仁等人，还试图通过“大换血”来加强自己的权力，这让东北的将领们极为不满，甚至有人喊出了“杀陈诚以谢天下”的口号。

总的来说，蒋介石偏爱忠诚的庸才、奴才和蠢材，正是这种心态导致了蒋军一败再败。正如许多将领的回忆所揭示的那样，蒋介石宁愿重用那些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也不愿用那些有能力、有独立判断力的人。杜聿明、刘峙和陈诚的案例无疑展示了蒋军内部的腐败和无能，这也是蒋介石在战场上屡屡失败的深层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