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红军长征的征途上，爆发了一场震撼人心的分歧——张国焘坚持要带领红军南下，而毛泽东则坚持北上。这个选择并非只是简单的路线之争，而是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那时，张国焘拥有较多的支持者，军力更强，手中的粮草也较为充足，他所主张的南下路线引起了不少红军将领的追随，甚至许多人相信这是唯一的生路。

然而，真当红军出发南下后，才发现这条路并非所谓的退路，而是通向死亡的绝境。三次穿越草地，粮草匮乏，人力枯竭，四面受敌。红四方面军在这条道路上并不是继续推进，而是在不断陷入困境，最终几乎无法再生还。

为什么会这样？错在哪里？这是不是仅仅出现在历史书中的空泛议论？今天，让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事件，详细探讨当时发生的真相，看看当时的抉择如何一步步影响了后来的命运。

1935年6月，四川懋功，红军的三大主力终于在此会师。红四方面军的兵力几乎达到8万，而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的总兵力还不到5万。表面上，红军实现了大规模的会合，然而，在这场会师的背后，张国焘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早已在悄然发酵，且冲突逐渐升级。毛泽东主张北上陕甘，而张国焘坚持南下川康。表面上，这是军事战略的分歧，实际上更深层次的是政治权力的角逐。

张国焘之所以坚持南下，原因并不简单。他认为川康地区敌军力量薄弱，适合生存；同时，该地区资源丰富，便于发展红军根据地。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张国焘希望通过南下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力，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中央政权”。他想要“另立山头”，甚至不惜与毛泽东的领导产生分歧。

6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一道北上。但张国焘非但没有执行这一命令，反而暗中设立了“中央”，组建了“中共中央军委”，并自封为总书记。这不仅是路线分歧，更是严重的分裂行为。

随后的行动证明了张国焘的错误。为了开辟新天地，他带领红四方面军穿越了理塘、巴塘一带，朝雅安方向推进。但中央红军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决定与之决裂，秘密北渡阿坝草地，开始执行北上战略。毛泽东的这一决策，为红军赢得了主动。

而张国焘所走的南下路线，实质上将红军引入了一个死角。川藏边地的地理环境非常复杂，气候极端恶劣，粮食和补给严重不足，红四方面军的士兵不仅面对敌军的拦截，还要应对自然的摧残。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战略调整，而是在走向孤立自绝。

1936年初，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南下，进入了川康边界。他们的第一站是理塘，这里海拔极高，空气稀薄，前进的道路几乎断绝。部队在这片恶劣的环境中艰难跋涉，补给极为紧张，许多士兵因饥饿和疲劳倒下。真正的灾难出现在穿越毛儿盖草地时。那是一片高原沼泽，白天气温仍低得让人无法忍受，晚上则寒气逼人，几乎冻伤每一个士兵。这里没有村庄，没有水源，甚至没有一块能容下士兵的小土地。

根据前线报告，红军每进军五公里，士兵就已经几乎无法支撑，饭量少得可怜，一些士兵开始吃马肉和皮带，甚至将牛皮煮成汤。而医疗报告显示，由于腹泻、冻伤等问题，阵亡的士兵中，有三分之一是因为这些原因失去生命。南下的进程已经变得非常缓慢，士兵的生存几乎成了难题。

接下来，红四方面军的南下目标康定遭遇了更为严重的阻力。康定是川军的重兵防守要塞，敌军在这里设置了坚固的碉堡阵地，红军无险可攻、无险可守。最终，张国焘只能带领队伍重新折返回去。到6月时，红四方面军再次进入了草地，但这次比上一次更加糟糕。天降大雨，行军的道路被摧毁，行进的速度进一步降低，饥饿和疲劳已经让很多士兵力竭而死。基层的干部们开始公开质疑：“我们到底是在打仗，还是在送命？”

然而，在这一切困境面前，红军的中央领导层并没有停滞。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者的北上战略，不仅避免了与敌军的全面冲突，还在实践中获得了更为重要的战略和政治意义。1936年初，中央红军成功到达陕北，并与红十五军团会师。这一地区不仅气候干燥，地理环境也适合防守，更重要的是，它远离敌军的主力，可以为红军提供深远的战略纵深。

陕北成为革命的圣地，并且很快恢复了红军的战斗力，整编后的部队重新充实了粮草，士气逐渐回升。政治上，毛泽东北上的选择为党内外积累了更大的支持与信任，延安迅速成为中国共产党未来抗日的核心指挥中心。

而张国焘呢？他最后意识到南下的失败，但已经错失了与中央红军会合的最佳时机。尽管他最终带队北上，但由于行动迟缓，他错过了历史的机遇。抵达陕北后，中央领导层明确了统一指挥，张国焘的军事地位已然边缘化。他曾经梦想的“另立中央”最终落得个空想的结局。

长征的历史证明了几件事：首先，战略的选择决定了革命的成败；其次，统一领导是获得胜利的关键；最后，群众基础的坚定支持决定了最终的出路。张国焘的失败，恰恰是对这些原则的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