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说“除了南北、直隶外，整个明代全国有五六十个藩国。到明代终了时，宗室人口不下四五十万。王府的土地动辄千万亩计。这些土地也是免税的，王府的佃户，也不用担任差役。”

这段话错误很多。

明代藩府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只有三十二个。

许倬云大概是把不同时间段所有可能存在的藩府都计算进去，让他们穿越时空都汇聚在一起，即便如此也只有五十个。

按黄宇嘉论文的统计：“明代之国的藩王共有 50 位，其中有 21 位藩王因 “无子 ”“继位 ”“谋反 ”“有罪”等原因在明亡前就被除国，占据藩王总数的 42%”

藩府数量最多的顶点在弘治、正德年间，一共 32名，之后不增反降，“明亡时候，依然保有封国的藩王数仅有 29 名” [1]

至于明末的宗室人口数量，最后有记载的时间点是万历三十二年（ 1604年），八万多，这是徐光启在奏疏里说的“甲辰丽属籍者十三万，而见存者不下八万” [2]

此后就没有可考察的数字。

许倬云所谓明朝终了时，宗室人口不下四五十万究竟是从何而来的。

即便按照最理论化的情形，三十年增长一倍来计算，那从 1604年到 1644年四十年时间，八万也就增长到 20.16万左右。

实则明末战乱频频，北方地区又连年大灾，聚集宗室人口众多的山东、河南、陕西等地更是多次遭受后金和流寇劫掠杀戮，人口不可能还和过去一样增长。

真正到 1644年，明宗室人口数量能依旧保持在八万就算很多。

以实际情形来推断，整个明代宗室人口数量顶峰应该也在十万以下。

所谓宗室人口不下四五十万，是信口开河了。

至于“王府的土地动辄千万亩计。” 就更漫无边际了。

即便按照明史里的那些纸面数字 :“潞得景故籍田，多至四万顷”（明史 列传第八诸王五）

”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至四万顷。群臣力争，乃减其半 ”(明史 食货志一 )

也就是被当成封赏最滥的万历时期，也不过潞王四万顷（四百万亩），福王两万顷（两百万亩）。

“动辄千万亩计”也相当离谱。

明代所谓皇庄、王庄的土地来源，绝大部分本身就是明代鼓励开荒而规定永不纳税的田土。按嘉靖时林俊的奏疏所说：

“再照祖宗累朝尽力开垦，永不起科之例，历年滋久、上下蔽于不知，是以奸民敢以投献，势家昧于奏讨。又访得山东河南等处奉例开垦之地亦多，近年以来，亦有奸猾之徒，往往投献王府，及诸势要之家，其势与畿甸之弊。大抵相合。” [3]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有表述：

“明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洪武中，诏有能开垦者，即为己业，永不起科。……然自古无永不起科之地。国初但以招徕垦民，立法之过，反以启后日之争端，而彼此告讦，投献王府、勋戚及西天佛子【见实录成化四年三月】，无怪乎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也。” [4]

经过嘉靖时期的改革，所谓皇庄、王庄之类，皇室或藩王并不能实际占有这些耕地。

按黄仁宇的考证

“ 16世纪晚期，这些财产与先前的草场，可以被分成下列六大类（ a）皇庄；（ b）王庄；（ c）其他贵族庄田；（ d）京军草场，……”

“所有这些田产都同纳税土地分开，……然而实际上这些土地的租金也产生了一个与田赋相类似的情况。除了很少的例外，它们都由地方官员管理。甚至租率也和田赋正税相同。……到了 16世纪晚期，绝大多数的牧场和苑囿都已经转化为耕地，收取同样的租米。 贵族作为土地收益的接受者，除非他们自己耕种，否则是不允许他们以田地为生，因而他们的永久佃农也就是事实上的田主。” [5]

所谓的皇庄、王庄，只是耕种农民向地方官交一笔银，再由地方官负责把这些银两转交给宫廷或者藩王，从一些记载来看，租金比率甚至远低于正税。

以福王的庄田为例。黄仁宇考证主要三个来源：

一个是河南在明初鼓励开荒规定的“白地”，也就是不纳税。但后来地方官可能也会向种地农民征收费用，只是不作为正税上交中央。

另一个是因为黄河河道变迁，曾经被淹没的田地重新开发，这些田地也是不征上交国库的赋税，地方官可能会按自己需要征收费用。

还有湖广地区河流湖泊众多，曾经的湖沼、河岸瘠土而演变成良田者。类似上述两种情况。

万历所谓赐给福王的庄田就并不是真的让福王占据这些耕地，而只不过是让地方官本来就按州县需要向这类土地征收的经费里，分出一点给福王，四万顷（四百万亩）对应每年四万两银子，每亩只出一分银。但在官员各种推诿拒绝之下，福王每年连两万银子都拿不到。 [6]

说是四百万亩土地，两百万亩土地很吓人，实则真正福王能拿到就是两万两银子都不到，比一些明代富商的年收入都不如。

黄仁宇说如果福王或潞王之类真的拥有四百万亩土地，那必须分茅裂土，层层分割，拥有私人的武装和法庭，才能有效管理控制这么巨大的耕地数量（更别说这些土地还分散在河南、山东、湖广等广大地域）。而实际上潞王和福王都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力量。

明代的皇庄基本也是这个情况，万历时期每年不过对应于收到接近 5万两银子的收入，供应给宫廷使用。

“皇庄每年 4万 9000两子粒银的收入用以供应几位太后的开支。李太后所得大半用于北京郊外的石桥建筑和捐给宗教寺院” [7]

那种说明代皇室和藩王占据大量耕地，导致财政紧张，民不聊生云云，都是经不起考察的陈词滥调。

至于许倬云说的“以上三群人据有的田地，大致都在肥沃和富有的地区，而相对地，在比较偏僻和贫穷地区的一般平民，却要负担全国财政税收的主要部分”

也和事实毫无关系。明代上交赋税最多，占据财政税收比例最大的地区，也就是南直隶和浙江地区，这个地区也是全国最富有的地区。

最后，虽然许大师没有直接提到，关于明代宗禄问题也在这里说一下。

这个问题，黄宇嘉的论文《明代宗禄问题之研究》已经澄清得相当透彻。 [8]

有兴趣者，可到中国知网搜索下载他的论文，对这个问题有比较系统的了解。

明代宗禄实际开支最高的时候都不超过一百六十万两。

明代被说成是拖垮财政的宗禄，最多的时候可能都只相当民间一两个富商的财产。 [9]

许多人根据洪武初规定的宗禄纸面数字，不动脑筋按宗室人口增长推算固然是谬误。就是把洪武、嘉靖、万历时期历次对宗禄的改革削减，包括折钞都计算进去，所得数字仍旧远远高于明代宗禄真正实际支出的数字。

把明代宗禄说成是财政崩溃的原因，把明朝宗室说成是耗尽民脂民膏，与事实完全背离。

明代从上到下的各级文官，对待宗禄发放基本是能拖则拖，能欠则欠。

宗禄是明代财政开支的各项里，最容易被文官克扣拖欠的。文官拖欠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自己贪污，不过是因为在明代尽可能少向民间征税，是最大的政治正确。而明代宗室则是最容易拿来开刀，最容易被牺牲的对象。

许多宗室穷困潦倒，形同乞丐。

历朝历代的宗室贵族里，明代算得上宗室地位相对最低的了。

如清人冯桂芬所言：“ 成周以后。诸史所纪。待宗室寖薄。至有明而极。”（《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四 冯桂芬 节经费议）

最后说一下。

是否能认识到侵略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民族压迫对文明进程的实质性干扰破坏，这可以视为历史观念的一条基本分野。

能认识到这点的人，才能不被各种障眼法迷惑。

明代夹在蒙元和满清之间，要给蒙元洗地的人，要给满清洗地的人，他们最先要做的就是明朝抹成黑炭。许多自以为心胸博大，不受民族观念局限的人，在各种既定成见的灌输下，也加入抹黑明朝的合唱队伍中，

这也使得明朝成了中国历史上被误解最深，被抹黑程度最大的时期。

不能正确认识明朝，则终究不能正确认识华夏文化内在的生命力和价值，也就不可能让华夏文化在现在和未来真正复兴，为世界文明的多元化均衡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写这些，只能算为澄清明代历史略微出一点力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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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宇嘉 .(2020).明代 “宗禄问题 ”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大学

[2]徐光启 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九十一

[3]林俊 传奉敕谕查勘畿内田地，皇明经世文编 卷八十八 林贞肃公集

[4]顾炎武 日知录 卷十 开垦荒地条

[5]黄仁宇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6月第一版，第138页

[6]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三章及相应注释，三联 1997版，第 81页， 107-108页

[7]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第396页

[8]黄宇嘉 .(2020).明代 “宗禄问题 ”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大学

[9]按王士性 《广志绎》记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 另外浙江湖州等地放贷商人都能达到家产百万“武断奇赢、收子母息者益易为力，故势家大者产百万，次者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