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下旬，晋察冀军区领导层在涞源县召开了一次极为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抗战胜利后发生的教训，并重新规划未来的作战任务，尤其是在内战爆发后的特殊情势下。这次历史性会议被称为“涞源会议”，标志着晋察冀军区自成立以来的一次深刻反思和激烈辩论的时刻。

在张家口保卫战失利后，许多军区领导都心情沉重，情绪低落，面对失败的打击难以平复。为了公开表达不满和反思战略失误，郭天民在会议上对军区司令部提出了严厉而诚恳的批评，毫不遮掩。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首先，抗战胜利后，军区对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复员，结果导致了部队人数和战斗力的显著削弱。其次，在张家口保卫战中，尽管东线战场取得了胜利，但西线却被敌人突破，最终造成张家口的失守，这是无法忽视的失败原因。

郭天民当时是东线战场的指挥官，他亲自指挥了4个团与国军2个军的轮番进攻抗争长达11天，最终歼灭了敌军上万。但即便如此，东线的成功也未能掩盖西线的溃败，这无疑让郭天民感到愤怒与无奈。他深知，只有正视错误，才能在今后的战斗中避免重蹈覆辙。

郭天民，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开国上将，早年曾就读于黄埔军校第六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参加了广州起义，尽管起义失败，但他依然坚持战斗，并加入了海陆丰的工农革命军。1929年，他来到江西，加入了红四军，在这里，他从大队长一步步升任到师长、江西军区参谋长等职位。红军时期，郭天民参加了多次反围剿与长征，也在长征中展现了极高的指挥才能，所带的红9军团更是被中央军委赞誉为“战略骑兵”。

不过，郭天民的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曾两度被撤职。第一次是在江西期间，他因支持毛主席的战略观点，被视为“罗明路线”的代表，结果被撤去参谋长职务。第二次，他因反对四方面军的分裂活动，失去了红9军团参谋长的职务。被撤职后，郭天民依旧没有放弃革命事业，他四处打听中央的动向，几乎因“泄露军事机密”而被枪毙。然而，这并没有让他灰心丧气，反而促使他更加坚定了走下去的决心。

后来，郭天民继续跟随二、四方面军北上，历任西路军总指挥部作战局局长、红30军参谋长等职，和程世才、李先念等一同带领数百名西路军成功到达新疆。回到延安后，郭天民担任了中央军委作战局局长，但没多久便调任晋察冀军区，先后担任副参谋长和二分区司令员等职务。

二分区在郭天民的领导下从一开始的困境中走了出来。郭天民凭借他在中央苏区的经验，把这支部队建设成了晋察冀最精锐的力量。尤其是他所指挥的2纵，成为了军区中装备最精良、作战最具威胁的部队。1946年，晋察冀军区按照中央的指示实施了精简复员，2纵的四个旅削减了大半。然而，郭天民坚决反对这一决策，私下里将本应裁掉的一万多名老兵保留下来，自己为他们筹集粮草，保障了部队的完整性。正因为这些举措，2纵在张家口保卫战中依然能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

1946年10月11日，晋察冀部队按中央军委指令撤出张家口。这一撤退导致了部队损失了大量准备好的冬季装备，甚至不得不焚烧一部分棉被，令人心痛。然而，张家口的失守不仅打击了军心，也使得民众的信心遭遇了沉重打击。为了重振士气，涞源会议应运而生。

会议中，聂荣臻司令员对大家进行了鼓励，他指出撤离张家口并非失败，而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他强调，张家口的得失并不应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应该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提出的“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战略思想，舍弃一城一地的得失，战略上保持灵活应变。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提到，一些同志在张家口丢失后，似乎过于悲观，纷纷指责丢城的决定，但忘记了毛泽东的军事哲学，即“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

涞源会议结束后，晋察冀军区对部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萧克被任命为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担任政委，耿飚担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此外，军区还根据新的作战需要，调动了多支部队，调整了领导班子，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涞源会议的召开，犹如一剂强心针，激发了全体指战员的斗志。在此后几个月里，晋察冀野战军连战连捷，从1947年4月到7月，先后发起了正太战役、清沧战役、保北战役，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成功扭转了战局，进入了主动进攻阶段，为未来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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