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德国专家曾经提出，中国之所以能够崛起，部分原因是没有一个覆盖全民的宗教。这一观点听起来似乎别具一格，但若细细思考，就会发现它过于简化了问题。中国的崛起显然不可能单纯依靠这一点来解释。那么，难道仅仅因为没有基督教的普及，就能让中国实现如此大的飞跃吗？

这位德国专家的论点出发点是西方国家普遍有基督教作为全民宗教，而宗教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经济甚至社会生活。有时，宗教带来的影响甚至会制约国家的发展。以中世纪欧洲为例，教会权力庞大，甚至能左右国王的决策。比如，“君权神授”这一思想曾长期占据上风，这种宗教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社会进步的障碍。

相对而言，中国没有类似基督教这样的全民宗教体系，使得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必受制于宗教教义，可以更加灵活自由地进行决策。表面看，似乎这个论点有道理，因为宗教对社会的确有潜在影响。然而，中国的崛起，显然并非仅仅是因为宗教因素的缺席。

中国的崛起可不是一蹴而就的，背后是几十年坚定不移的努力。自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经济才真正迎来了腾飞。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农业国，经济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力引入外资，推动技术引进，制造业迅速崛起，逐渐成为“世界工厂”。这个过程，离不开政策的大力支持。例如，政府设立经济特区，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了国际化大都市，这其中的政策推动功不可没。

不仅如此，中国还加大了对私营企业的支持，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1978年，中国的GDP仅为3678亿元人民币，而到2022年，这一数字已经突破120万亿元，增长了300多倍。这些成就的取得，显然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而非某种宗教的缺失。

政治稳定同样是中国崛起的关键因素。从1949年建国至今，中国始终保持了政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有过不少波折，但总体来说，国家的政治大局稳定，政府能够专注于经济建设。相比之下，西方国家虽然宗教对政治的影响逐渐减少，但党派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仍然时常影响着国家的决策。比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时常斗争，政府因党派争执导致关门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而中国则能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推行长远的经济政策，避免了政策频繁更改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中国的崛起还得益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7.9%，而到2022年，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65%。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从农民转变为工人、工程师、企业家，为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中国还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外贸出口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至2022年的3.59万亿美元。外资也大量涌入，尤其是沿海地区，跨国公司纷纷设厂，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科技创新也成为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支撑。如今，中国高铁的运营里程占据全球70%以上，5G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航天技术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比如“嫦娥”探月计划和“天宫”空间站。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巨大投入，例如“863计划”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同时，企业如华为每年将大量资金投入研发，保持着技术创新的领先地位。

尽管中国在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宗教在其中的作用却是微乎其微。儒家思想虽然不是宗教，但其深远的影响力同样不容忽视。儒家思想强调“仁义礼智信”，倡导社会和谐与家庭责任，这为中国社会提供了稳固的道德基础。儒家提倡的“读书改变命运”理念，至今依然影响着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如今，中国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人才，这为科技和工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2021年，中国的STEM毕业生数量占全球的40%以上，成为科技进步的重要动力。

此外，中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也为崛起提供了独特的优势。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实际主义精神，体现了中国人务实、不拘泥于理论的态度。这种灵活性让中国能够迅速适应全球变化，在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

总的来说，中国的崛起并非由于缺乏全民宗教，而是源于政策的远见与执行力、稳定的政治环境、科技的迅猛发展、文化底蕴的积淀、以及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德国专家提出的“缺乏全民宗教”这一观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作为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要想深入了解中国的崛起，必须从多维度分析背后的复杂因素，才能真正揭开这个伟大转型背后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