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娇俨

据多家媒体报道，知名历史学家许倬云8月4日在美国匹兹堡去世，享年95岁。

许倬云1930年出生于福建厦门，祖籍江苏无锡。他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先后执教于中国台湾、香港和美国等地的多所高等院校，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

这位长于思考、勤于耕耘的史家在华语世界有着巨大影响力。他的逝世引发了从学人到读者的广泛悼念。

北京时间8月4日下午，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东亚系教授、系主任，复旦大学校聘顾问教授宋明炜在朋友圈写下了这段悼念文字：“二十四年前，曾有幸上过许先生讲的《诗经》课，那时常常有任务接送许先生来学校（哥伦比亚大学），路上常有闲谈。一天中午，许先生不顾休息，一口气跟我讲了两个小时的今古文经学问题，对我是一次宇宙大爆炸级的知识传授。”宋明炜教授回忆道：“许先生只是很平静地讲述，但句句都很有力气。”

在微博、豆瓣等社交媒体平台上，“许倬云说历史”这一实名账号下，4日有许多人表达哀思，分享许倬云的思想和文字给自己带来的启迪。一位读者的寄语颇能引人共鸣：“此刻，您的灵魂已轻叩故土的门扉，终于能回到父母身旁，在熟悉的乡音与暖意里，做回那个被疼爱的孩子。这一程归途，没有了尘世的纷扰，只有血脉相连的安宁与相守。”

一位年轻历史学者告诉记者，在他的学生时代，老师们推荐的众多历史学著作中，一定有许倬云先生的书，有的是功底深厚的学术经典，有的是适合大众的普及名作。

“许先生的写作视野宏大，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通透、真诚又不失温情，读起来很舒服。”这位年轻学者感慨，在他眼中，这源于许倬云深厚的学养，以及一种属于知识分子的担当和勇气。

许倬云的学术研究，可以称得上学贯中西，上下通达。许多领域的学者受到他的影响。

许倬云在台湾地区求学时，是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的学生，这可能成就了他与考古学的特殊缘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告诉记者，不论是在历史学界还是考古学界，许倬云先生都深受尊敬。“许先生对中国考古一直十分关注，这是他深厚的家国意识的一种反映，也体现了他对考古学之于中华文明研究重要性的重视。”蒋乐平说。

蒋乐平新近订购了《许倬云学术著作集》。“我能感受到许先生是一位非常谦逊的学者。”蒋乐平谈起对许倬云、张忠培主编的《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的读后感想，“他比张先生年纪要大一些，但是在他们的交往接触中，体现出他对考古学者极大的尊重。”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与策展委员会副主任于洋告诉记者：“对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未来的持续性思考，是我觉得许倬云先生最可贵的一点。”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专家和美术评论家，于洋研读过许倬云的诸多著作文集，他特别关注许倬云对于百余年来中国近代文明在整个世界格局中变化的研究与反省。

许倬云通过“大历史观”的概念，运用丰富的历史学比较方法、考古学、统计学方法和大数据等，理清中国的历史脉络，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给出解释。在于洋看来，这种解释实则出自一个华语世界历史学家的文化自觉，以及他对中国文化深沉的爱，对于当代语境下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热忱与忧患。

“许倬云先生的文化使命感，让我作为艺术理论学人深深受益。”于洋说。近年来，国内美术史研究深受西方学者图像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方法的影响，以至于不加分辨地僵化借鉴后形成了一种对于自身文化与美术本体无感的套路化研究。许倬云常强调“常中求变，变中寻常”，他所提倡的一系列强调回归中国本体的方法论，同样适用于近现代中国美术史、中国艺术理论的研究，让相关领域的学者可以从当代中国历史的变与不变之中寻求应对万变的底气。

许倬云晚年在大洋彼岸坐在轮椅上接受《十三邀》访谈，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现象。许多中国学者，包括于洋在内，从那时许倬云的神情与言语中读到了属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士”的精神。当今时代深受人工智能影响，全球文科影响尤甚，“许倬云先生对于守护人文研究学科、传播中国文化精神的大声疾呼，令我十分感动。”于洋说，“人文艺术学科研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种大的智慧去解读、省悟并赋予它更深刻的意义。”

“许倬云说历史”微博账号发布的最后一条微博4日被频频转发，那是一条关于台儿庄战役的回忆。

许倬云在童年时即经历了抗日战争，给他一生造成巨大的影响。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许家居住在湖北，需要不断避难，许倬云随父母辗转各地。许倬云目睹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残暴行径，让他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民族情感。

人生即将走到尽头时，他仍然回想起1938年初，看着赶赴台儿庄战场的年轻小兵从面前走过，那一刻，这个八九岁的孩子觉得自己的心境从小孩变成了大人，知道将士们是要去打“国仗”。

“小孩变大人不是年纪，而是心境。”他说。

许倬云晚年重度瘫痪，但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新闻。他关心世界在发生什么，每一个具体的人在感知着什么，以及他们在困惑什么，自己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恰如他对自己的判断：“我不在书斋里，我在人中间。”这位史学大家，始终与时代同在。

他依然勤于治学：“我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九旬高龄的老人，通过口述八易其稿，撰写出一部华夏文明从成长到成型的传记《经纬华夏》。

书中许倬云直言：“国人似乎眼光只在学会西方长处，只是舍己从人，而忘了审察中西心态其实相当不同，未曾想到从中西不同之处自省其差异。过去如此，近来又何尝不然？”“不必妄自菲薄”的底气，来自对中西文化的理性认知。

许倬云先生见证了现代文明的风云变幻，窥见了许多后现代的问题。斯人已逝，却留下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