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钱穆曾提出,元朝的灭亡与明朝的建立并非单纯的朝代更替,而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华夏重光”的里程碑。这种观点深刻地表明了这个历史事件所承载的文化与民族重构的意义。尽管如此,钱穆在其作品《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中显示出了一种失望的情绪,指出当时的人们主要关注于如何建立新政权,而忽略了驱逐外敌的责任。他批评道,那些文学和诗歌中并没有显现出具有宏大民族主义情怀的思想。
实际上,在元朝覆灭之后,仍有许多元朝的遗民拒绝为明朝效力;同样,许多汉人为了表明对元朝的忠诚,选择自杀以示决心。这一现象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历史记载中关于大宋遗民的数量。例如,郑玉这个名字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被归类为“南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当朱元璋勉强要他加入新政权时,郑玉选择以绝食来抗拒,就这样在绝食七天后与世长辞。
现如今,我们普遍将文天祥视为民族英雄,认为他以死坚守了华夷之别的信念。然而,深入研究他的言论和立场,我们发现“忠臣不仕二主”才是真正促使他拒绝投降的决定因素。在面对忽必烈的劝降时,文天祥曾回答:“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这说明他并不反对与元朝进行交涉,但坚决拒绝在其下任职,显示出他对两朝制衡的看法。
纵观史观,宋元明这几朝在古人的视角中,多被视作朝代更替,朱元璋当然也不例外。在民族之间的冲突和仇恨固然存在,但却并不是当时主流的思想。钱穆提到:“明祖开国,虽曰复汉唐之旧统,光华夏之文物,后人重其为民族革命。”而实际上,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参与新政的官员们的想法却显得有所不同,有些人对元朝仍有所留恋,甚至倍感惧怕新朝的建立。即便朱元璋多次施压,他们仍然以退为主。
钱穆提到这些,揭示出士人对元亡明兴的改朝换代的复杂认知。朱元璋在不少场合强调他的新国家并非是从元朝手中夺取来的,而是来源于元末诸侯的斗争。在大明的祭祀活动中,元世祖忽必烈的名字同样被列入帝王庙中,显示了他对元朝正统地位的承认,而不承认这一点反而显得颇为反常。
在古代时期,关于南朝和北朝、辽宋金三朝的正统问题曾引发争议,而元朝的正统地位一直没有受到质疑。关于民族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不过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它的真正形成却源于西方的思想影响。例如,清末同盟会提倡的“十八省建国”便体现了这一思想的影响,并响应了当时新兴的民族主义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