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后，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终于在延安扎根。然而，尽管时局危机四伏，西北战场强敌环伺，毛泽东却并没有急于筹谋军事策略，而是躲进了窑洞，沉浸在一堆哲学书中，日夜苦读。这一行为令许多人感到费解，觉得毛泽东似乎迷失了方向，选择放弃了急需的军事部署。可是，谁又能想到，正是这段阅读时光，这些书页间的批注，最终成为了改变中国革命走向的关键。

毛泽东初到延安时，心中压抑着强烈的情绪。在长征的途中，一些党内人士曾讥讽他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批评他过于依赖游击战术，缺乏理论深度。这种带有偏见的评论深深刺痛了毛泽东，他感到一种无声的愤怒和不甘，这种情绪在他心中积聚，并促使他转向书本，寻找理论上的突破。在保安县的一间窑洞里，毛泽东拿起了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理论的学习之中。他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页边写下批注：“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且丰富，怎能没有理论总结？岂不遗憾？”他意识到，中国革命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某些成果，但理论建设却显得过于薄弱，无法形成支撑革命实践的系统化理论。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已在军事上站稳了脚跟，但仍然有许多教条主义者在照搬苏联经验，忽视了中国独特的革命环境。毛泽东认为，理论的力量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而这恰恰是他一直无法忍受的空白。正因如此，他在《战争论》上写下了自己深切的焦虑：“不读书，如何说服同志？如何统一思想？”他深知，只有通过理论武装才能团结党内力量。

1938年，毛泽东开始组织起克劳塞维茨著作研究会，邀请罗瑞卿、肖劲光等军事将领一起讨论，深入研讨战争的哲学与策略。三个月后，他的《论持久战》横空出世。书中，他用“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这样的辩证逻辑，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为中国抗战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在延安的凤凰山窑洞里，毛泽东的书架上堆满了《资本论》《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桌面上摊开着《社会学大纲》，连他睡觉的土炕旁也摆放着《自然辩证法》。他在信中告诉艾思奇：“我的工具不够，尤其兵力（指理论武器）不足。”

毛泽东的“理论武器库”逐渐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时，他以生动的比喻让复杂的辩证法通俗易懂：“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他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理论，形象地比喻成“打日军还是打伪军”，这些通俗易懂的例子，使得连炊事员都能理解复杂的哲学概念。

毛泽东还进行了一种独特的“革命化改造”古籍的做法。阅读《水浒传》时，他发现梁山泊的失败根源在于没有建立根据地，而《三国演义》中的“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策略，恰恰为他的统一战线理论提供了启示。当有人质疑他“不务正业”时，毛泽东笑着回应：“读《红楼梦》要当历史读，里头有阶级斗争。”

他还在1938年发起了“新哲学会”，组织艾思奇、何思敬等学者定期在窑洞里讨论哲学和革命理论。每到周三，大家就围坐一圈，哪怕蜡烛不够用，大家也会紧紧围绕在月光下认真记笔记。毛泽东的“读书运动”很快蔓延到全党，马列学院成立了编译部，系统地翻译《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经典著作。张闻天带领团队逐字逐句将德文原版翻译成中文，毛泽东亲自校订，每本书旁都留下了他精辟的批注。

即使是在前线，毛泽东的“读书风潮”也未曾停止。彭德怀在战场上带着《联共党史》，而陈赓则在战壕里读《反杜林论》。这种“战争与书籍并行”的做法，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战斗指挥与战术策略。

1942年，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开出了《甲申三百年祭》的书单，告诫全党避免“李自成进京就变质”的历史悲剧。当年曾讥讽他“土包子”的留苏派，也开始重新审视毛泽东的理论深度和战略眼光。

毛泽东的读书，不仅是自我提升，更是用理论为革命提供动力。他在《实践论》中写道：“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证实真理。”这句话既是对教条主义的挑战，也是他自己不断求索、突破的心路历程。

毛泽东的哲学修养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中得到了体现。西方记者惊讶地发现，毛泽东的书架上摆放着《西行漫记》《大众哲学》，而他谈话时频繁引用历史典故与哲学思辨。谢伟思曾回忆：“毛的谈话充满了深刻的哲理，却始终能落到如何发动农民抗日这个现实问题上。”这种“接地气的深刻”，让西方记者意识到，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游击战的专家，他更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

1945年，毛泽东与国民党代表在重庆展开谈判，带去的不是武器，而是他亲自创作的《沁园春·雪》。词中“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的豪气让文人惊讶——原来，这位“游击专家”早已在文化和思想战场上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