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76年10月21日，宋朝迎来了其第二任皇帝——宋太宗赵炅。赵炅继位的方式与传统有所不同，因为他并非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长子，而是他的弟弟。按照中原王朝的继承惯例，通常是“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说，赵匡胤去世后，理应由他的嫡长子继承帝位。如果长子不在，那么继承的顺序会依次是长孙、次子，甚至其他亲戚。然而，赵匡胤去世时，长子早逝，三子亦不在人世，而二子赵德昭和四子赵德芳还健在，而且他们都已经成年。按照常理，赵德昭作为皇子中的长子，应当继承大位，而赵炅作为弟弟，不太可能获得继位的机会。

然而，根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在赵匡胤在世时，他的母亲杜太后曾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赵匡胤死后将皇位传给赵炅。作为孝顺的儿子，赵匡胤答应了母亲的请求，这一协议被后人称为“金匮之盟”。此外，赵匡胤去世的前夜，他与赵炅之间似乎有过某种暗中安排。有官方说法称，赵匡胤病重时才将帝位传给弟弟赵炅，但也有另一种看法，认为这一天夜晚存在种种谜团，史称“烛影斧声”。这种解释显得有些牵强，毕竟赵匡胤亲手打下的江山，他为何不把江山传给自己的儿子呢？历史记载显示，赵匡胤在战场上的功勋显赫，而赵炅的军事成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赵炅的登基绝非凭借个人能力，而是利用了哥哥未能在位时彻底规范继承的空隙。

赵炅的上位并非纯粹源于自己的能力，而是他巧妙利用了赵匡胤“通过兄弟平衡权力”的安排，趁机窃取了皇位。赵匡胤能够成为皇帝，靠的正是手握兵权，并深刻认识到唐末藩镇割据的危害。当他登基后，便通过“杯酒释兵权”等方式削弱了部分武将的兵权，扶植了文官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赵炅虽然有地位，但缺乏相应的能力，他成了赵匡胤权力平衡的代言人。然而，没等赵匡胤完成对权力的最终整理，赵炅便借机发动了权力斗争，成功窃取了帝位。由此可见，赵炅并非凭借其个人能力坐上了帝位，而是巧妙利用了赵匡胤未完善的权力结构与时间差，最终借势上位。

尽管赵炅继位后，完成了许多赵匡胤未完成的事务，但他的军事成就却不值得一提。赵匡胤虽然未完全统一南北，但他已经为大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在赵炅继位后，大宋顺利解决了南方问题，并轻松打败了南朝。然而，赵炅不过是顺势而为，背后并没有太多个人贡献。解决南方问题后，赵炅开始着眼北方。自公元938年后，后晋的开国皇帝石敬瑭为了保全自身，向契丹献地割让了中原北方的防线——燕云十六州。对于大宋的长治久安，赵炅必须通过北伐收回燕云十六州，这成为了他的当务之急。尽管当时大宋的军事力量不亚于辽国，赵炅却因缺乏军事才能且不敢信任武将，导致北伐战事一再受挫，局势逐渐对宋朝不利。赵炅一度尝试效仿赵匡胤亲征，结果险些丧命。北方战事的连连失利，加上南方战场的进展缓慢，赵炅在国事上并未取得显著成效，最终不得不对外宣称：“治国在乎修德，四夷当置之度外。”

从赵炅的治国表现来看，尽管他继承了赵匡胤打下的江山，拥有雄厚的军事力量，但在他的领导下，这些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反而因为他个人能力的局限，导致宋朝的军力不断削弱。赵炅对赵匡胤制定的“中央集权，文抑武”的政策并未进行有效改进，仍旧照搬了未完善的框架。这导致了宋朝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严重问题，尤其在军事方面，武将被文官压制，士气低迷，国家的战力也因此逐渐衰退。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赵炅设立了大量官员相互制衡，但这种体制上的“冗余”加剧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和行政混乱，形成了日后的“三冗”问题。这一问题的积累，最终也导致了宋朝的衰落。

总结来看，赵炅虽然在位21年，但他并没有给大宋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在他继位之后，尽管有强大的资源和军事优势，但由于其个人能力的不足，未能有效利用这些资源，反而将大宋的国运带入困境。即便他曾自夸有“内修政纪，救万民之愁疾”的成就，但他自身的无能和政策的缺陷，也让历史对他的评价十分严苛。毛主席曾直言“无能之辈”，这一评价无疑道出了赵炅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