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诚也出生于1974年，自费开展侵华日军毒气战、细菌战等历史研究长达30余年。他用铁证曝光了日本政府长期隐匿有关731部队历史资料的行为，还将部分发现捐赠给中国，推动完善对侵华日军罪行的全链条研究。近日，松野诚也在东京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历史研究者的使命是通过调查研究找出真相，让世界知道真实的历史，避免重蹈覆辙。

松野诚也向记者展示他编纂的《十五年战争极密资料集补卷49迫击第五大队毒气战相关资料》。徐可越 摄

环球时报：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开始挖掘那些被隐藏的历史真相呢？

松野诚也：我第一次对历史研究产生兴趣是高一那年，当时我偶然在图书馆里看到一篇关于日军毒气工厂工人饱受后遗症折磨的新闻报道，其中引用了已故日本立教大学名誉教授粟屋宪太郎的评论，他是一位通过史料发现并证实日军曾在中国使用毒气的历史学家。

我鼓起勇气给粟屋教授写信，希望他告诉我发现的史料详情。粟屋教授不仅回信耐心解答了我的疑问，还邀请我去他的研究室做客。我曾问过粟屋教授一个问题：“您认为历史研究者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他回答说：“揭示历史真相”。这让我深受感动，至今铭记于心，但我认为这样还不够，历史研究者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揭示真相为防止不幸历史重演打下基础。

侵华日军犯下大量秘密罪行，我的使命就是通过调查研究揭露真相，让世界知道真实的历史，以此推动日本社会对战争问题进行反思，避免重蹈覆辙。

环球时报：为何日本政府对731部队罪行等历史事实进行遮掩？

松野诚也：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侵华日军确确实实犯下了细菌战、毒气战等极其残忍的战争罪行，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必须谦虚地接受历史事实，不能对历史傲慢，更不能有虚假历史。遗憾的是，一直到今天，日本政府层面对待历史问题依然含糊其词，这是个大问题。

和所有国家一样，日本无法独自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日本应正视历史，这是开展和平外交的基础。

环球时报：您是如何挖掘和发现新证据的？

松野诚也：我从研究生时代起就频繁出入资料馆、图书馆等地，从早到晚查阅各种资料。那时也没有智能手机，复印资料的费用高昂，我就全部手抄下来。虽然辛苦，但是一边抄写，一边理解，最后都记在脑子里。

通过大量查阅与侵华日军有关的史料，我逐渐摸索出了一些规律：什么样的标题大致是关于什么样的内容、其中内容大致属于什么层级。有些资料一开始觉得没那么重要，但后来在查看其他内容时才意识到此前文件的重要性。现在我基本可以从标题判断出一份资料的价值。

以731部队为例，普通人查找相关资料可能会以“731部队”或“石井四郎”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但这种方式只能搜索到文件标题里含有这些关键词的资料。这种资料比较少，往往也不会包含重要信息。但请看一下这份资料《昭和15年（军事秘密）基于昭和15年军备变更的编制（编制改正）详细报告（其二）》，一般光看标题不会认为这和731部队有关，但我能从标题判断出这份文件肯定含有重要信息。

昭和15年（即1940年），正是日本陆军大幅扩充军备之时，731部队最初名为“关东军防疫部”，1940年7月扩编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也就是说，1940年的扩军导致731部队“升级”，了解这个背景才能推测出这份资料或许含有关于防疫部变动的重要线索。

就是在查阅这份资料时，我发现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职员表》，作为1940年关东军编制的军事机密文件，它首次以日军官方文本确证了731部队的组织架构，详细记录了改编后455名军官、高级文官的姓名与职衔，包括队长石井四郎及各部门核心成员，填补了此前仅依赖战犯供述和证言的研究空白。历史资料不是孤立存在的，相互串联起来便可以成为解开过去谜团的钥匙，让历史愈发清晰。

环球时报：在揭示日本军侵略历史时，您的新发现发挥了哪些关键作用？

松野诚也：在我发掘的资料中，我对两份资料的感情尤其深，它们揭开了很多之前不清楚的历史事实。第一份就是刚刚提到过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职员表》，该文件首次展示了731部队虽然在1940年存在129人的缺额，却仍在同年9月仓促发动大规模细菌战。军队通常需要人员齐整才能行动，但731部队却在体制未顺的状态下急于施暴，暴露了日军细菌战的疯狂与非人道本质。

另一份资料《迫击第五大队毒气战详报》则证实了日军毒气部队在中国战场使用糜烂性毒气的罪行。该详报记录了1939年7月日本迫击第五大队在山西作战时，对中国军队发射231枚可强烈刺激呼吸器官的“红弹”与48枚可令皮肤及黏膜溃烂的“黄弹”的实战数据，非常珍贵。

证言当然很重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证言存在记忆模糊的问题，所以必须不断挖掘历史资料，以验证证言是否属实，或者对证言形成补充，从而更加接近真相。

环球时报：您为什么会把自己的部分研究资料捐赠给一些中国机构？

松野诚也：我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职员表》捐赠给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还向广东省档案馆捐赠了相关资料，包括首次证实日军为制造假币掠夺国民党政府法币印刷机的日语档案史料，以及入侵广东的日军第104师团的相册等。

这些新发现不仅对我个人很重要，对于中国也很重要。我认为以民间身份、独立于政府进行这样的和平交流，有助于加深日中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建立信任关系。我的愿望是“日中友好、日中不再战”，我希望通过这些努力实现这个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