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5年之后，欧洲的政治局势变得愈发紧张，随之而来的战争威胁逐渐加剧。1939年，欧洲的战火终于全面爆发。面对这一背景，苏联不得不着手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以应对可能的冲突。在这一过程中，苏联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表现得异常谨慎，他们开始进行一系列重要的军事改革，并通过大规模扩军，提高军队的战备状态。总参谋部根据外部威胁的变化，细致地调整了作战计划，并在此基础上对红军的兵员系统及动员机制进行了改进。

从1937年到1939年，苏联的兵员体制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型。从原有的民兵制逐渐转变为一个更加正规化的军队系统——基干制，这一转变不仅提高了军队的整体兵力，也增强了其在和平时期的战备能力。这一改革有助于确保在战争爆发时，军队能够迅速转入战时状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苏联于1939年9月1日通过了《普遍义务兵役法》，这为新体制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些措施的推动下，苏联红军的兵力从1938年初的150万大幅增长，到了1941年6月时，已达500多万。这一举措为苏联在“悄悄爬入战争”的过程中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也确保了战时能够调动足够的干部来组建各类部队。

在1937到1939年期间，苏联通过多次动员演练，逐步完善了这一新动员体制。总参谋部从每次演练中汲取教训，不断完善动员和国防计划，特别是在地缘政治格局日益变化的背景下，苏联进行了一系列高级战略规划会议和大型演习，这些都为后来的战争准备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到1940年和1941年6月，苏联通过这些规划和演练，不仅增强了动员能力，还确保了在面临德国和日本威胁时能够作出灵活应对。

然而，尽管苏联在一系列局部冲突中检验了自己的动员体制，红军在这些战争中的表现却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在一些战斗中遭遇惨重失败，这也暴露了苏联军队在战备方面的严重不足。尤其是在与芬兰、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冲突中，红军的表现令战略决策者深感焦虑，这促使他们加速进行军事改革、重组和装备更换，试图为未来可能到来的全面战争做好准备。随着1941年6月22日战争的爆发，这些改革的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1941年4月到6月间，随着德国军事威胁的加剧，苏联政府开始进入所谓的“特别危险的军事时期”，并悄悄实施军事准备。此举实际上是一个预防性的动员步骤，旨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充分准备。这一阶段从4月下旬开始，外贝加尔和远东地区的部队开始向西方集结，并在5月初，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部分部队也开始西进。同时，国防人民委员部批准了新的战时步兵师编制，并着手补充99个步兵师的人员和装备，虽然这些师中的大多数在6月22日前并未完全到位。

5月13日，国防人民委员部发布命令，要求在7月前动员并组建一个由7个集团军组成的战略预备队，这支部队的目标是在德维纳河到第聂伯河的战线上展开作战。这个战略预备队由外贝加尔、北高加索、伏尔加河和乌拉尔等多个军区的部队组成，并在随后几周内开始集结。到6月22日，尽管许多预定计划尚未完全完成，苏联的动员系统已经基本启动，预计战时军队将达到785万兵力，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西部。

虽然苏联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了大量的准备，但由于德国的入侵突然爆发，许多计划的实施受到了干扰。尽管如此，苏联依然在战争爆发前加强了军队的结构和战力，确保了在战争初期能够迅速作出反应。至1941年12月，苏联总兵力已经达到了近500万，其中包括数量庞大的步兵师、坦克师和摩托化部队。然而，虽然数字庞大，但这些新动员的部队在作战经验和战备水平上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到战争初期，红军虽然迅速增加了兵力，但在战斗中的实际表现却暴露出许多问题。无论是战略上的疏漏，还是指挥体系的混乱，都导致了红军在早期战斗中的大规模损失。苏联的动员体制尽管有了显著的进步，但真正的战斗力提升仍然存在许多短板，这也是苏联在战争初期面临巨大挑战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