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少史书中都有记载称李渊曾多次有意立李世民为太子，但若仔细推敲，这些说法大多经不起推敲，几乎可以断定，这是后来李世民成功掌权后，对史料进行篡改、修饰的结果。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可以从《新唐书》《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中节选的几段文字入手，这些记载恰好对应了“储位之争”的四个关键阶段：大唐初立、兄弟矛盾初起、玄武门之变前夕，以及玄武门政变之后的局势。

根据《新唐书》的说法，李渊第一次承诺李世民为太子，是在平定王世充与窦建德之后。其理由有两个：一是太原起兵主要依赖李世民的推动；二是他在军事上的赫赫战功。然而，这样的说辞其实存在极大问题。事实上，大唐的开国根基真正依赖的是李渊本人，他才是全局的主导者，而李世民在其中不过是一个年轻将领，甚至可以说是“实习生”，他的贡献并未超越长兄李建成。

《新唐书》之所以突出李世民的作用，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是称李渊并非自愿起兵，而是被李世民所迫，这使李世民成了“晋阳元谋”的总策划人；二是强调李世民从起兵到入主长安的功绩，尤其是霍邑之战的胜利。然而，若深入研读，会发现这些内容存在明显篡改的痕迹。事实上，李渊早在隋炀帝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大业七年）时，就已经萌生了起兵的念头，当时李世民年仅十二岁。到了大业十一年，李渊的势力在河东逐渐积蓄，像武士彟等人正是在这一时期与李渊结交并提供支持。大业十三年，李渊出任河东慰抚大使，李世民随行，这才进入真正的起兵阶段。在此期间，李渊广揽人才，不仅有“元谋十七功臣”，还有温氏三杰等重要文士。甚至在长安城内，李渊都布置了密探，准确掌握朝廷动向。这些准备工作显示，所谓“李世民逼迫父亲起兵”的说法，不过是后人虚构的戏码。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李世民广结起兵功臣也不可信。除刘文静外，大多数“晋阳元谋”的功臣都与李渊有直接关系，或是旧交、或是世交，或者慕名投奔，与李世民几乎无关。甚至刘文静也是通过裴寂介绍才与李世民相识。由此可见，李渊的权威与地位才是唐军起势的根基，他的关陇贵族身份更为他赢得了大量豪门支持。相较之下，李世民并不具备独立扛旗的能力。

在具体战事上，西河城之战由李建成主攻，他的表现十分出色。至于霍邑之战，《两唐书》虽将功劳归于李世民，但《大唐创业起居注》却记载了另一个版本，其中并无李世民“力挽狂澜”的情节。值得强调的是，《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作者温大雅本是李世民的亲信，他若真有功劳，不会无缘无故隐去。因此，可信度反而更高。这说明李世民在建国初期的实际作用远不如后人所宣扬的那样。

武德元年，李建成被立为太子；而所谓李渊想改立李世民的说法，出现在武德四年之后。若真有意立李世民，为什么要拖到几年之后？当时李建成声望良好，父子之间并无矛盾，根本不存在更换太子的理由。武德七年的“杨文干事件”虽一度让李渊怀疑太子谋反，但很快他便意识到其中的可疑之处——那是李世民设下的圈套。因而李渊收回成命，以“两边幕僚挑唆”为借口，将矛盾平息。由此可见，李渊的所谓承诺并无实质意义。

后来发生的“东宫夜饮”事件也常被引用来证明李世民曾中毒，但若冷静分析就会发现，这并不能说明李建成有谋害之意。若真要下毒，李世民不可能安然脱身。李渊事后也未曾真正追究，反而训斥了几句夜饮无度，可见这只是正常的兄弟聚饮，并未涉及储位之争。

至于“玄武门之变”，当李建成与李元吉被杀后，李渊的反应相当被动。在大臣劝进之下，他迅速顺势而为，将政权交给李世民。这并非出于本心，而是身为父亲和皇帝在绝境中的无奈选择。毕竟，李建成已死，政权必须稳定下来，李渊只能接受现实，甚至还要配合李世民营造“合法继承”的舆论氛围。

综上所述，所谓李渊屡次承诺立李世民为太子的说法，几乎全是后人编造的痕迹。这些承诺大多是父子之间的私下对话，无旁证、无文书，极难验证。李世民作为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对史料的加工和操控，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这也是历史研究中必须小心分辨的地方。

（全文约15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