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枢密院、三衙与率臣之间的职权分割，形成了一种上层权力结构的高度集中，使得军权几乎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自唐朝中期安史之乱爆发以来，中原地区的战乱不断，兵力的骄傲和悍将的野心让国家的命运在一轮又一轮的叛乱、割据和内战中屡屡沉沦。正如古人所言：“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这一模式屡试不爽。宋太祖赵匡胤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尤其是在军事上的创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宋朝的军队建设、调动与指挥，都由皇帝直接掌控。按照《宋史》的记载，军权被划分为三个主要部分：枢密院掌握兵籍、虎符，三衙负责各类军队的调动，率臣则负责具体的军事行动。枢密院作为中央的最高军事机构，负责制定国家的军事战略和指挥决策，通常由文官担任，权力与宰相并行。到了南宋中期，宰相兼任枢密院的头号职务成为了常态。

三衙即为中央军队指挥系统的实际执行者，包括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等机构，它们直接指挥禁军和厢军，虽然相对于枢密院而言，权力较弱。至于“率臣”，则是那些被临时任命的统军大将，负责指挥前线的作战。总的来说，军权的高度分割使得军事指挥常常需要皇帝、宰相和枢密院的集体决策，进一步加剧了权力的集中。宋朝的“枢密院掌兵”制度，正是试图借用文官来制约武将的权力，避免类似晚唐和五代时期由于武将权力过大导致的动乱。宋朝继承并发展了这一重文轻武的传统，尤其是在军事指挥的制度上，实行了严格的监督和限制，几乎让文官在军事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

第四、宋朝皇帝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措施，不仅削弱了将领的指挥权限，而且普遍不敢将重兵交给任何一位将帅，避免他们拥有过大的权力。尽管当时的通信条件极其落后，遥远的皇帝和宰相往往需要插手前线指挥，实施不合常理的“将从中御”政策。这种军事指挥模式违背了常理，导致了宋军的战斗力远不如其他国家的军队。北宋末期，金军的强势崛起使得腐化的宋军节节败退，但随着南宋时期抗金将领的努力，宋军的战斗素质逐渐提高，部分战役中甚至超过了金军的表现。以刘锜指挥的顺昌之战和岳家军在郾城、颍昌的胜利为例，均能以少胜多，展现了宋军一定的作战能力。

然而，宋军始终未能实现全面胜利。除了宋高宗和秦桧决意向金求和外，宋军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在一些关键战役中，宋军各自为战，缺乏协同作战能力，导致战略上的巨大失误。宋高宗虽理解“兵家之事，势合则雄”的道理，但他因对岳飞权力过大的担忧，始终不敢将全部军权交给岳飞，最终导致军队分散，战斗力严重削弱。曾有一段时间，宋高宗破例任命岳飞统领其他各路军队，但在秦桧的劝说下，这一命令很快被收回。宋高宗害怕岳飞的兵力过于强大，担心其威势超过朝廷，因此宁愿选择兵力分散的策略，牺牲了可能的军事胜利。

南宋初期，宋高宗通过亲自书写手诏，直接干预前线指挥。比如在刘锜的步兵被金军围困时，秦桧为宋高宗起草的御札却命令刘锜“择利班师”，导致其不得不放弃对抗，撤退到更安全的地方。而岳飞则因收到的“十二道金字牌”命令，被迫放弃继续战斗，撤军回师。宋孝宗即位后，也因错误决策导致了西线军队的惨败。他命令吴璘撤兵，导致金军趁机追击，川陕精锐几乎被歼灭，宋孝宗对此深感后悔。

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宫廷与朝廷错误决策造成的军事失败屡见不鲜，但赵宋朝却因为频繁的错误决策，成为这一现象的典型。宋朝政府的权力集中，过度干预军事事务，最终导致了军队的衰弱，这也是宋朝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