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世量不及原书4%,这部旷世宏编为何被称为“佚书渊薮”
迪丽瓦拉
2024-11-19 15: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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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存世量不及原书4%,这部旷世宏编为何被称为“佚书渊薮”

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的《永乐大典》,是“合古今而集大成”的旷世宏编,规模远超前代所有类书。令人痛心的是,大典正本至今下落不明,重录于嘉靖之末的副本也是星散飘零,万册巨帙迄今仅剩400余册及部分零叶,存世量不及原书的4%,且分散于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公私藏手中。其中,国家图书馆收藏有224册,占存世《永乐大典》的一半以上。

为了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让观众领略这部中华典籍的风采与神韵,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与上海鲁迅纪念馆共同主办的“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日前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奔流艺苑展厅揭幕。这是该展在上海地区的首展,通过“大典犹看永乐传”“合古今而集大成”“久阅沧桑惜弗全”“遂使已湮得再显”“珠还影归惠学林”五个单元近100张历史图片、78件(组)实物展品,呈现《永乐大典》的沧桑历史和当代价值。

永乐六年(1408年)冬,《永乐大典》告成,计22877卷,目录与凡例60卷,分装11095册,共约3.7亿字。全书收录有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七八千种古代典籍。其《凡例》 有云:“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闻异见,庾词逸事,悉皆随字收载。”可见其搜辑资料之宏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所纳典籍基本保持了书籍的原始内容,极具版本价值,且多后世佚文秘典,因此又有“佚书渊薮”之称。《永乐大典》插图的式样和种类非常多,包括人物肖像、博古器物以及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皆采用传统勾线技法,生动逼真,工致精美,在绘画史、书籍插图史等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

《永乐大典》编修完成后,一直深藏禁中秘府,明朝皇帝大多并未直接使用过此书,史料中仅有弘治和嘉靖两位皇帝真正翻阅过大典的记录。据记载,嘉靖帝非常喜爱《永乐大典》,案头常置一二帙,以备随时翻阅。嘉靖三十六年(1557),三殿失火,嘉靖帝下旨登文楼抢救大典,使大典幸免于火,后着意重录大典,以备不测。嘉靖四十一年秋,正式任命高拱、瞿景淳负责校理缮写《永乐大典》副本。重录工作于隆庆元年(1567年)告竣,共耗时五年。重录本与永乐正本在内容和外观上几无二致。

随着时光流逝,诸多珍贵典籍相继亡佚。明嘉靖后,《永乐大典》正本不知所踪,副本被存放在皇史宬。据清康熙间翰林院侍读学士高士奇撰《续编珠》记载,《永乐大典》副本早在明清鼎革之际已有佚失。清雍正间被移至翰林院敬一亭后,副本屡遭厄运,绝大部分被有近水楼台之便的官员盗窃,少数或毁于战火,或被劫掠。至宣统元年(1909年),翰林院仅存64册,后拨交给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

也正因此,《永乐大典》作为“佚书渊薮”的价值日益突显。自明代中期至今,不同时期学者的辑佚工作从未停止,特别是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达到高潮。据统计,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共辑出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总计385 种4946卷。如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查考唐人世系及生平传记的林宝《元和姓纂》、后来列入“二十四史”之一的薛居正《旧五代史》、研究南宋初年历史的重要史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著《博济方》《伤寒微旨》、著名的目录学著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依靠这次辑出,才得以流传下来。

之后,嘉庆、道光时期纂修《全唐文》及续修《大清一统志》,再次对《永 乐大典》进行辑佚,这是清代官方对《永乐大典》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辑佚。嘉庆十三年 (1808),下诏于文颖馆旧址编修《全唐文》,馆臣除辑录唐代佚文外,复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遗篇甚夥,今天可考者有50种左右,其中以徐松辑佚的《宋会要辑稿》最为著名。嘉道以后,小规模的民间辑佚活动兴起,文廷式辑录过《元高丽纪事》《宋状元及第图》《中兴政要》《经世大典》等, 缪荃孙辑有《曾公遗录》《顺天府志》等。

《永乐大典》的散亡牵动着我国学术界。近现代以来,众多学者如鲁迅、袁同礼、郑振铎、傅增湘、周叔弢、赵元方、赵万里、张元济、王重民等均为《永乐大典》的保护、回归、传播等奔忙。

比如,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时,主管图书馆事务,曾为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的建立及《永乐大典》入藏京师图书馆作出了巨大贡献。鲁迅不仅是一代文豪,还擅长古籍整理与研究,曾利用《永乐大典》对部分古籍进行校勘和补遗。本次展览特别展出了《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中相关书籍和商务印书馆1935年影印出版的《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这之中,《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六函第一、二册《岭表录异》是鲁迅以唐宋类书所引校《永乐大典》本为基础作出补遗的;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水经注》影印本,鲁迅曾于1936年7月通过三弟周建人购得一部。

展厅中,一张商务印书馆捐赠《永乐大典》褒奖状很是显眼。1951 年,在出版家、教育家、爱国实业家张元济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将所属东方图书馆藏21册《永乐大典》捐给中央人民政府,由文化部文物局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这批书钤有“涵芬楼”“海盐张元济经收”藏印,其中有9册为蒋汝藻旧藏,有些是傅增湘帮忙在北京代购的。有4册为傅增湘旧藏,为郦道元《水经注》前半部分,钤有“双鉴楼藏书印”,与1958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赠送北京图书馆的 4 册《水经注》后半部分合成完璧。

本次展览中,内容与上海有关的展品亦引人关注。《永乐大典》卷2270“湖”字册,原为刘承幹嘉业堂藏书,1938年出售被满铁大连图书馆购入,1954年6月经由外交部从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转归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该册辑录大量《华亭县志》《松江志》等地方志中所载有关湖域的内容,如薛淀湖、唳鹤湖、顾亭湖等。薛淀湖一名淀山湖,位于现上海市青浦区。

《永乐大典》卷3526“门”字册,辑录《水经》引庾仲初《杨都赋》及顾野王《地志》等史料所载古代松江(亦称淞江、吴淞江)、娄江和东江“三江”介绍。永乐年间疏浚范家浜(今黄浦江外白渡桥至复兴岛段),叶宗行献计“江浦合流”,“浦势自是数倍于淞江矣”,故有“黄浦夺淞”之说,黄浦江成为太湖入海的主要通道,行船交通更加通畅。

作者:李婷

文:李婷 图: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辑:王彦 责任编辑:邢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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