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熙后期，出现了严重的财政亏空问题。所谓的财政亏空，不是指国库没有钱了，而是指各级地方、各级官府中的粮食、银两出现短缺，和账面上的数据对不上，不知道钱到底去哪里了。康熙十八年到康熙五十三年（1679年—1714年），各省亏空的白银有800万两，粮食190万石。从1715年到1722年，亏空白银高达913万两，粮食多达240万石。基本是每个省都出现亏空，有的甚至连续亏空了二三十年。

为什么康熙年间会出现严重的亏空现象呢？

首先，可以从制度角度了解下。中国的中央集权，是不断加强的，因此地方的财政会被不断削弱。汉代，地方财政六成留下，四成上交中央；唐代，地方和中央变成五五开；宋朝，地方财政只留下四成或者三成；明朝，地方财政只留下三分之一。清朝初期，地方和中央财政是五五开。“三藩之乱”期间，地方财政留下的不足十分之一。“三藩之乱”后，地方财政留存也不足20%。

地方财政大部分上交给了中央，剩下的需要用来维持地方官员的俸禄支出，公务开支、以及各种公共事业的开支，包括修建水利工程、修建城墙房屋、赈灾救荒、维持科举考试等。如此，就导致地方财政不太宽松。如果遇到了战争、天灾、瘟疫等，地方财政的支持会进一步上升。

“三藩之乱”期间，清朝用于战争的花费超出1亿两白银，其中一部分军费以筹措军饷、转运粮草、打造武器的方式摊派给了地方。而战争期间，清朝也启动了黄河治理的工程。

当时清朝战争紧急，需要地方摊派各种军旅事项，这笔开支不小。而地方一下子也拿不出这么钱，那就只能想办法挪用公款。按照清朝的法律，挪用公款也是犯法的，但是延误军机更是杀头之罪，所以地方也只能选择挪用公款了。而挪用公款的人多了，自然就形成了“法不责众”的态势，亏空也就只能持续下去了。

二，贪污腐败的严重化。这一点不用细讲，历朝历代都如此。康熙年间，已经查出了多起亏空案，例如陕西“散给籽粒银案”、华阴县八年亏空案、曹寅32万两亏空案、陈王绶挪用官粮案、山东散赈亏空案、通州仓粮监守自盗案、四川提督岳昇龙亏空案、陕甘总督鄂海亏空案、甘肃散赈亏空案等。

调查这些亏空案中，都查出了官员巧立名目、中饱私囊的贪污行为。官员到底贪污了多少钱，这个数据是难以查清的。一般在王朝的中期，贪污就形成了一个体系，一张巨大的网。在这个体系下的官员，基本是无官不贪，偶然有个别保持初心的官员，要么被排斥而终生不能上升，要么被联合打压，愤懑而退。

第三，康熙皇帝对亏空现象采取了隐忍的态度。康熙皇帝对于地方的亏空，基本都心知肚明。而康熙皇帝向来采取“以宽治国”的政策，对官员没有苛责太多。一方面，康熙皇帝的确也知道地方财政不是很足，因而比较体谅地方；另一方面，康熙皇帝也不想和官员们闹翻，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知是贪污腐败行为，也不会深究。

1707年，康熙指出“今但责令赔偿足额，似乎可宽，不必深究，凡事不可深究者极多”。1717年，地方亏空已经很严重，康熙派遣大学士马齐去查，但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一个结果。查江南宜恭亏空案中，各部基本都是“不必深究”，最终不了了之。1707年，四川提督岳昇龙亏空4万两被年羹尧上报，康熙也是不必深究，只让其赔偿了5000两。康熙晚期，还将山西巡抚苏克济、直隶巡抚赵燮、山东巡抚蒋陈锡树立为官员的榜样，但是他们在雍正年间都全部落马。

那么，朝廷和地方又是如何解决财政亏空的呢？

一，卖官鬻爵。在古代，只要出现财政危机，就可能以卖官来弥补。1675年，为了平定三藩之乱，清朝首次放开捐纳官职。不过，这种方法不能随意使用，如果用多了，会对官僚体系造成很大的破坏，而买官之人上任后也会想办法将钱捞回来，长期下去国家也是亏的，对民生也是不利的。何况，就算是卖官的钱也可能被挪用和贪污。例如1693年，陕西出现旱灾，当地进行赈灾纳捐，获得了271万两白银，但是上交的只有101万两，州县收到而未上交的有108万两万，差额62万两，其中6万两亏欠，剩下的56万两不知所踪。康熙皇帝派遣大臣来查，最终也没有查出来。

二，克扣官吏俸禄。地方出现了财政亏空，中央要地方补，地方也无法补齐。于是中央就克扣各级官吏的工资，以此来缓解亏空。不过，从中克扣的钱不过是杯水车薪，因为清朝官员的工资本来就不算高。而克扣工资，也可能导致官员变本加厉捞取油水。

三，征收“火耗”。在古代，征税时，会将碎银子、铜钱等兑换、熔铸，在此过程中就产生了一定损耗。为了补齐这个损耗，各级官员就要求收税时多收一笔，也就是"耗羡"或"火耗"。而火耗的征收没有定额，都是地方随意征收，如此则加大了百姓的负担。而火耗，也往往成为新的腐败的温床。

四，推行“蠲免”政策。所谓蠲免，就是实行免税政策。康熙初期，为了恢复经济，时而推行蠲免政策。初期的蠲免主要针对受灾地方、长期拖欠银两地区、南巡经过地区、受到战乱波及的地区。1686年开始，康熙开始了全国性的蠲免政策，在三年内将全国各省的税收免收一次。1712年，康熙皇帝又进行第二轮的轮流蠲免，经过三年时间完成，一共蠲免全国3800余万两的赋税。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康熙一共给全国百姓减少了1.5亿两的税收，这在中国历史上算是空前的。

然而，蠲免政策，会导致地方财政亏空进一步严重化。地方的财政，有一部分上交中央，一部分留给自己，而蠲免后，中央和地方都没有了这笔赋税。中央的国库相对充裕，自然可以应对危机自如，而地方财政已经亏空严重，加上税收蠲免，也就导致收入锐减。

当然，这种蠲免政策倒是符合康熙“藏富于民”的理念。因为这些税收要是上交了，除了上交给中央的部分，其他部分基本会被地方挪用或者贪污，如果直接不交，那地方也就难以挪用了。康熙蠲免，只是免除百姓的当年的赋税，并没有免除各地的欠款，所以地方财政亏空还在继续扩大。

直到雍正上台后，在财政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对官场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整顿，杀了无数的贪官，抄了无数的家，最终才让清朝的财政转为正常，国库又不断丰盈起来。但乾隆后期，全国各地再次出现了严重的亏空现象。乾隆去世后，嘉庆没有魄力大力整顿吏治，导致地方的钱难以上交到中央，国库也开始空虚了。

总体上来说，清朝中期的财政亏空，有制度是的原因，但根本上的原因还是吏治问题，贪污腐败导致税收被挪用，而挪用多了，就知道挪用去哪里了，大概是进了私人的腰包。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古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