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立国后的成吉思汗,继续深化对蒙古草原的改革,先后确立了对大蒙古国和后来的元朝影响深远的三项制度,即千户制、怯薛制和分封制。所谓千户制,就是将所有的百姓和部众,按照十户设一长、百户设一长、千户设一长的方式逐级从属,由大汗亲自委派千户那颜(蒙古语“官人、长官”)直接管理,且不得擅自改变归属,违者严惩。
从部落到国家,贯彻大汗意志
这些千户那颜,除了部分姻亲贵族和主动归附的部族首领外,很大一部分是成吉思汗在征战途中提拔的功臣那可儿。每个千户都分配了相应的牧地,既是军事组织,也是行政机构,“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
据说成吉思汗一共设置了九十五个千户,千户之上又设有万户。他将大蒙古国划分为四大区域:西部地区到阿尔泰山,大抵相当于乃蛮、克烈部的旧地,称为右翼万户,由博尔术统辖;东部地区直到大兴安岭,号左翼万户,由木华黎管领;中间地带则直属于成吉思汗,由中军万户纳牙阿管理。
此外,北部额尔齐斯河流域广袤的森林地带,由豁儿赤万户镇守。东、西、北三大万户,并没有直接统治属地的权力,只是成吉思汗在广袤草原、林地上的意志传达者。这种类似中原王朝户籍管理的制度,完全打破了自匈奴以来在蒙古高原盛行了千年的血缘氏族联盟,使蒙古人真正意义上成为国家的百姓和成吉思汗的子民,蒙古民族正式形成。在汗廷,成吉思汗实行了集防卫、行政于一体的怯薛制。“怯薛”是蒙古语“番值宿卫”之意。一万名怯薛军是大汗的近卫军,包括一千名宿卫士、一千名箭筒士和八千名散班。怯薛主要从千户长、百户长、十户长在大汗身边充当人质的子嗣中选拔。这些质子按照不同的出身可以携带若干伴当。
此外,少部分平民子弟也可应征人充宿卫,各级那颜的子弟还可携带一名兄弟。因此,怯薛军的贵族属性十分明显。他们享有特权,没有大汗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可随意处罚。怯薛的职责除却护卫大汗和出征打仗外,几乎承担了一切宫廷服侍工作。
这些怯薛人员被分为四班,每班当值三天,当时有“四大怯薛”之称。怯薛长之下有一些具体的怯薛执事,如火儿赤是带弓箭者、云都赤是带刀者、昔宝赤是养鹰隼者、博尔赤是烹饪饮食者、札里赤是书写圣旨者,他们的地位也都很高。因此,怯薛并不是单纯的官廷服务人员,他们可以直接参与处理大蒙古国的军政事务。可以说,怯薛是成吉思汗培养、选拔官僚的主要来源,构成了新政权的核心权贵体系,它的影响一直贯穿整个元朝。成吉思汗建国后不久,把九十五个千户中的三十多个,以及大蒙古国东、西两翼之地,封给了他的四个兄弟和四个儿子。四个兄弟分别是哈撒儿、合赤温、别勒古台和铁木哥斡赤斤,他们的封地范围在今东北及内蒙古自治区的大兴安岭一带,称“东道诸王”。
四个儿子是孛儿帖夫人所生的四嫡子,即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前三子分封在阿尔泰山以西,幼子拖雷在靠东的吉尔吉斯一带,合称“西道诸王”。蒙古人有幼子守产的习俗,故身为“守灶人”的拖雷,还将继承管领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蒙古语“宫帐”)和中央兀鲁思(蒙古语“国家、人众”)的千户。蒙古人以右为尊,原则上,成吉思汗四子的“西道诸王”地位优于其四兄弟的“东道诸王”。
这样一来,成吉思汗的诸子诸弟都有了自己的兀鲁思封国领地,领地里的千户那颜们,就变成了诸王的家臣。之前分封的九十五个千户,就这样与分封制配套起来。大蒙古国的政治结构,也从此前的千户一元体制,演变成为大汗直辖和黄金家族子弟分领的复合体系。分封制显示出,成吉思汗对疆土的管理深受草原牧民家产析分传统的影响。在这种制度下,诸王对辖内的土地和人众享有绝对的管理权,但需对大汗纳贡,提供士兵,接受传唤。在前期,诸王出于扩张土地和人众的欲望,积极参与大汗的四方征伐,促成了“蒙古帝国”的壮大;而到了后期,积累深厚的诸王逐渐摆脱了大汗的掌控,整个“蒙古帝国”最终分裂为四大汗国,其根源也正在于此。
立法造字,塑造新式蒙古人
成吉思汗开创了蒙古高原上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也意图打造自己心目中的新蒙古人。为此,还有四项制度建设至为重要。
一是设置大断事官札鲁忽赤。札鲁忽赤主要分管户口和司法,是大蒙古国的最高司法行政长官,相当于汉地的“国相”。首任札鲁忽赤是失吉忽秀忽,汉人称其为“胡丞相”。他是铁木真征伐塔塔儿部时掳掠回来的小孩,由诃额伦抚养长大,是大汗的义弟,深受信任。蒙古人最恨“做贼”和“说谎”,故成吉思汗将盗贼诈伪之事看成最严重的罪状。成吉思汗又命失吉忽秃忽将和他商讨过的判决写在青册上,作为法典固定下来。从此,蒙古人开始有了成文的法律记录。
二是制定札撒。“札撒”是蒙古语“命令、法令”的意思。1203年,成吉思汗在攻灭克烈部之后,制定过初步的法令。到1219年,他又下令将以前的一些训言、律令和断例汇总,写在纸卷上,编成“大札撒”。其范围上至国家分封、刑罚诉讼,下至日常生活的卫生、服饰礼仪,几乎无所不包。
这些法令,既有对草原上约定俗成规矩的明确承认,又有成吉思汗个人意志的发挥。总之,都是为了确立一种更为规范的新秩序。札撒实际上是大蒙古国的法典,对蒙古社会乃至中国和波斯都有较大的影响。改革、立法奠定了成吉思汗在“蒙古帝国”的无上权威,在整个元代,大札撒的地位都神圣无比。新汗即位、大军调动或诸王朝会之时,都必须朗诵成吉思汗的宝训。三是创制蒙古文字。在成吉思汗以前,蒙古人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的。他们的文明还停留在结绳记事的阶段。但是到成吉思汗令失吉忽秃忽整理断例判文之时,他们已经可以将大汗的意志书于青册。这一切,都得益于不久之前,一个叫塔塔统阿的畏兀儿人创制了蒙古文字。
1204年,铁木真攻克乃蛮之时,俘获了太阳汗的掌印官一畏兀儿人塔塔统阿。畏兀儿部是9世纪回鹘汗国衰亡之后西迁的,当时在西辽的控制之下,汉人称之为“高昌”或“西州回鹘”,文明程度较高。
塔塔统阿协助太阳汗把畏兀儿字刻在印章上,充当出纳钱谷和委任人才的凭证。成吉思汗命令塔塔统阿用畏兀儿字母拼写蒙古语,并让贵族子弟率先学习。从此,蒙古人拥有了自己的文字,这就是畏兀儿或回鹘式蒙古文的起源。虽然在忽必烈时期还推行过可“译写一切文字”的蒙古新字一八思巴字,但这种文字在元朝统治分崩离析之后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流传至今的还是塔塔统阿创制的畏兀儿体蒙古字。四是建立驿传体系。成吉思汗在统一了草原后挥兵南下,攻夏征金。在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中,成吉思汗利用金朝原有的驿传,建立起通往中亚的驿站。这就是堪称“飞箭信息”的驿站传递制度。具体来说,每数十公里设置一个驿站,蒙古军队提供骑乘所需的驿马,而当地民众负责供给日常所需。
到窝阔台统治时期,随着大蒙古国疆域的进一步扩大,贯通整个帝国的驿站系统被建立起来,并初步制定了较为严密的管理制度。忽必烈即位后,又建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水陆驿站系统,管理也更加完备。1220年长春真人丘处机前往中亚面见成吉思汗的时候,就曾使用过蒙古人的驿骑。
结语
马可·波罗来华之时,也对“蒙古帝国”的驿站体系赞叹不已。驿站古已有之,但“蒙古帝国”幅员辽阔,族群复杂,因而具备了更深层次的意义。通过驿站,大汗的意志从斡难河源,西至阿尔泰山,东至大兴安岭,数日可达。蒙古军队横扫欧亚大陆,取得无数战功,强大的邮传制度功不可没。而这一切,都奠基于成吉思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