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果唐玄宗早点死，就不会爆发‘安史之乱’”的说法，其实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将复杂的历史事件归结为单一的个人因素。这种想法忽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安史之乱”是大唐王朝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跟唐玄宗个人的命运并没有太多直接关系。

尽管如此，唐玄宗的确对“安史之乱”的爆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归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过度授予安禄山权力，养虎为患

安禄山可谓是大唐最具权势的地方节度使，他手握至少十几个重要职务。除去三镇节度使外，他还担任了诸如范阳、卢龙、河东等地的节度使，甚至还掌管马厩、军队、运输、农业等多个领域的重权。这些职务使他成为了掌握大唐四成军力的最强军阀，可以说，唐玄宗将如此多的权力交给一个外人，无疑是埋下了“安史之乱”的祸根。这样的局面，安禄山如果没有野心，才是不正常的。

二、过于自信皇权的稳固，忽视了潜在的危机

唐玄宗信心满满地认为，凭借中央集权体制，他可以牢牢掌控局面，安禄山再强也不过是一个臣子，不可能威胁到自己的皇权。然而，现实告诉我们，任何制度都无法抵挡潜在的变革，尤其是当权力过度集中时，它也可能导致腐化和滥用。唐玄宗未能及时识破安禄山的野心和其背后复杂的利益链条，也未能看到地方割据势力日益崛起的迹象。

三、奢靡享乐，激化社会矛盾

在唐玄宗的治理中，他将“无为而治”当作理想，沉浸于奢华的享乐之中，忽视了国家的实际问题。朝廷风气腐化，官员贪污，民众负担加重。这种社会矛盾的积累，为安禄山的叛乱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唐玄宗的自满和对国内困局的漠视，导致了民心的失落。

尽管如此，将“安史之乱”的爆发完全归咎于唐玄宗的个人责任，却忽略了更深层的历史规律。事实上，每一个盛世之后，都会出现衰退和动荡。唐玄宗推动的“开元盛世”虽然为大唐带来了短暂的繁荣，但它也为地方豪族的崛起和藩镇割据埋下了隐患。藩镇节度使本来是为了维护地方治安而设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节度使权力逐渐膨胀，成为地方的实际控制者，甚至超越了中央的权力。

“开元盛世”的成就与隐患

唐玄宗改革的成果之一是打破了豪门对地方的控制，激发了地方经济活力。然而，这样的改革也带来了另一种矛盾：庶族阶级的崛起。他们渴望通过科举进入中央，但由于豪门政治的固守，这一渠道被堵死。无奈之下，他们将自己的利益寄托在藩镇，推动地方势力的独立。这也导致了地方军阀与中央豪门之间的矛盾加剧。

安史之乱的深层次原因

安禄山的叛乱并非单纯由个人野心驱动，背后更是庶族阶级与豪门集团之间的矛盾。安禄山虽然得到了唐玄宗的宠信，但他依旧无法打破豪门对朝廷的垄断。这使得他与庶族阶级、地方豪族之间的利益逐渐捆绑在一起，成为他们的代表人物。可以说，安史之乱是庶族阶级与豪门集团利益冲突的集中爆发。

即便唐玄宗早早驾崩，历史的车轮依然不会停下。新的皇帝、如唐肃宗和唐代宗等，依旧会面临相同的挑战，地方藩镇的独立倾向依然无法避免。

总结

将“安史之乱”归结为唐玄宗个人失误，显然忽略了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历史并非由个别人的选择决定，而是由一系列社会力量和矛盾积累、发酵后的必然结果。尽管唐玄宗的个人错误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大唐朝廷内部权力结构问题的自然延伸。换句话说，历史的发展轨迹难以改变，即便唐玄宗早早去世，安史之乱依然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