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的统治依赖于一群被称为“良家子”的人。无论男女，只要年满成年，他们就可以分到土地。分到的土地分为“露田”和“永业田”两种，露田在死后归国家，永业田则可以继承下去。根据法律，每年都会重新分配土地，但由于地方官员想节省麻烦，实际上很少重新分配。随着人口增多，到武则天时期，土地几乎分配完了，而且大地主的土地不断兼并。新成年的良家子虽然名义上有土地，但实际上却没有土地可以耕种，只能当奴婢或佃户。然而，他们依然要履行义务，缴纳赋税、徭役和兵役。

当时，朝廷为筹措兵员，号召百姓参军，许多人为避免服兵役，甚至割掉一根手指。唐玄宗初期，国家经济繁荣，社会相对稳定，部分大族被清除，缓解了土地矛盾。然而到了唐玄宗中期，土地问题再次严重，尤其是在关中地区，朝廷无力征税，只能加重河北地区的税收负担。而基于良家子的军队也无法再招募到足够的兵员，想要对外扩张，只能把军政大权交给地方的节度使。此时，朝廷应该进行战略收缩，减轻军事开支，整顿内政，以缓解财政压力。

大唐的衰弱，与武周破坏了均田制和府兵制有很大关系。均田制本来是为了解决土地不均的问题，让百姓都能耕种土地，但随着制度的崩塌，许多人失去了土地。虽然很多人批评节度使制度和募兵制，认为它加剧了社会矛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节度使制度实际上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避免了对百姓的过度剥削。问题在于，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如果没有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变，大唐最终也会衰弱，其根本原因就是百姓的不满情绪。

河北地区在大唐时期是最重要的粮食产区，天宝年间，这里贡献了全国约三分之一的粮食税收。这也意味着，河北的百姓要承担非常沉重的负担，辛苦耕种的粮食大部分都要交给政府。而这些粮食要经过长途运输，送到洛阳，再转运到关中。河北百姓看到自己辛辛苦苦种的粮食被运走，自己却没有剩余，心中自然不满。与此同时，当地的官员和军人也感到不满，虽然粮食来自他们的土地，但却要优先供给外地。这样，河北的社会矛盾加剧，百姓愤怒，地方官员不满。

节度使的设置和安禄山的叛变，不能完全归咎于玄宗。唐朝自始至终都有使用外族兵力的传统，能够对外发动进攻时还好，到了唐玄宗时期，外族兵力主要用于防守。设立节度使是因为当时通讯和运输条件有限，地方必须有相对独立的军事力量。而外族将领的使用，正是这一时期的特点。此时，外族将领的力量成了导火线，最终爆发了叛乱。

唐朝的问题，与汉朝类似，源于地方行政结构的缺陷。汉朝的州制和唐朝的道制都说明，地方应该有更高一级的行政单位，但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唐太宗、唐玄宗，都未能成功建立这一层次的行政体制。由于贵族政治的影响，郡县之上不便建立更高级别的行政单位。直到宋朝才真正建立了地方三级行政制度，藩镇的现象才得以遏制。从此，地方再也不可能出现像唐朝那样的藩镇割据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