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某一天,毛主席收到一封特别的来信。信中直接点名了他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亲爱的毛主席,我认为在眼下的动荡时局中,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证党的团结,我认为我们不要打倒刘少奇同志,是否可以理解他?团结他?”
写信的人是谁?他为什么敢在文革时期给毛主席写这封信?这一切,得从1920年毛泽东和章士钊之间的友谊说起。
那时,毛泽东为了给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筹集经费,四处奔走,几乎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经费很少,毛泽东只好求助他的恩师杨昌济。可杨昌济只是个清贫的教书匠,拿不出多少钱来帮助。就在这时,他想到了一个老朋友——章士钊。
在杨昌济的介绍下,毛泽东终于认识了章士钊。章士钊听说要帮助毛泽东为赴法学生筹钱,立刻动用了自己广泛的人脉,帮毛泽东筹得了两万银元。这笔钱在当时算是巨款。由此可见,章士钊是一位热心于教育和民主事业的人,也非常欣赏毛泽东,因此两人很快建立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友谊。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时刻,章士钊的身影屡次出现,给毛泽东提供了关键的帮助。最著名的一次,是在重庆谈判时,章士钊冒着生命危险找到毛泽东,坦诚地劝道:“你不该来重庆啊,蒋介石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谈判的诚意。”毛主席微微一笑,表示感激:“您老能因为这件事来找我,我很感动,但重庆谈判关系民生,不得不来啊!”章士钊叹了口气,焦虑地说:“蒋介石阴险毒辣,出尔反尔,你就不怕他翻脸不认人?”毛主席应对自如地问道:“那依行老之见,我该如何是好?”章士钊凝望着门窗外,突然凑到毛主席耳边,低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在这样的时刻,毛主席明白章士钊是真心为他好。再加上他当年的慷慨援手,毛主席一直把章士钊视作“座上宾”,非常尊敬他。
到了文革时期,毛主席与刘少奇由于路线问题发生了一些分歧。这在党内并不罕见,但风波愈演愈烈,终于给刘少奇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危险。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批判刘少奇存在的“路线问题”的文章,甚至有声称他是“党内逆流”的说法。面对这样的局势,章士钊挺身而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劝说不要把刘少奇打倒,要尽可能争取他、团结他。
毛主席也给章士钊写回信。他用十二个字回复,表示会结合实际情况做出判断:“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 这封信既肯定了章士钊的意见,又表达了在复杂形势下会依法理、权衡处理的态度。毛主席在心中始终把章士钊放在重要的位置,给予他极高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