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阶段，学者金灿荣对古希腊及亚里士多德的文明提出质疑，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甚至他因此被批评为“反智”和“学术义和团”式的思维。但实际上，对古希腊文明提出疑问并不奇怪，因为这个文明本身就存在很多值得怀疑之处。古希腊文明常常被西方称为“特殊文明”，很多方面都与常理不符，因此质疑它是理所应当的。如果有人想要捍卫古希腊的学问，理应提供充分的证据和逻辑支持，而不是采取简单粗暴的批评手段。

事实上，古希腊文明之所以让人怀疑，与中国历史也有一定关联。唐宋元时期，许多西亚人甚至一些欧洲人来到中国，但却没有人把古希腊的文明传入中国。比如，本文提到的北宋时期一位来自东罗马帝国的“洋学者”，他在中国留下的学术成就中，反常的缺失使得人们对古希腊的真实性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具体来说，北宋建国的第二年（961年），来自“鲁穆国”的学者马依泽来到了中国，史书记载称他是“应召入汴京，修天文”。“鲁穆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东罗马帝国，另一种是东罗马帝国下属的一个小国，位于今天的阿拉伯半岛东北部。马依泽的名字为“鲁穆文字”，被汉译为马依泽，赵匡胤为了表彰他，将“马”姓赐予他，并封号“渔叟”。从史书上看，“应召入汴京”这一说法似乎夸大其词，实际上，马依泽是以使者身份前来中国的，并且是进行商业和文化交流。然而，毫无疑问的是，马依泽确实是一位天文学方面的专家，因此赵匡胤才会邀请他来参与天文历法的编制工作。

在中国，马依泽协助王处讷于962年至963年间编制了《应天历》，首次将伊斯兰教的星期制度引入中国的历法中，并且将十二星座的概念引入中国。除了参与《应天历》的编纂，他还撰写了《后周广顺明元历》和《太一青虎甲寅经》两部天文书籍。马依泽去世后，他的后代也在宋朝得到重用，马家一直定居在中国，至今已有千年历史。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时东罗马帝国保留了大量古希腊文献，且这些文献在西方学术界具有重要地位，但在马依泽的作品中，却丝毫没有提到古希腊文明或古希腊的相关知识。比如古希腊的《天文学大成》、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以及“地圆说”等，与天文学息息相关，按理来说，马依泽应该有所了解，或者至少在他的天文研究中有所体现。但实际情况是，他对古希腊的知识几乎完全陌生，且在他的学术成果中并未应用这些知识。这一现象引发了很多学者的疑问：为何他对古希腊的影响完全没有接触？

根据西方的传统叙事，中世纪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大约在830年创立了著名的“智慧宫”，一个学术机构，旨在翻译和保存古希腊的典籍。阿拔斯王朝大力收集古希腊文献，并启动了盛大的“百年大翻译”运动，将大量古希腊的知识翻译成阿拉伯语，推动了知识的交流与传播。按理来说，生活在距离阿拔斯王朝不远的“鲁穆国”的马依泽，作为学者应当对古希腊典籍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受到这些知识的影响。但事实上，马依泽对古希腊的任何著作都没有接触，这一现象令人费解。 更让人惊讶的是，在唐宋元时期，大量的阿拉伯人和色目人来到中国，并且有不少人定居在中国。比如，历史上知名的阿拉伯人蒲寿庚，就在中国有过重要的历史影响。然而，这些人中没有一位传播过古希腊的学问。即使是元朝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与马德鲁丁父子，他们带来了许多阿拉伯的天文学成就，也没有提及古希腊的天文理论或其他知识。 因此，马依泽和其他阿拉伯学者在接触古希腊文明时的反常表现，使得人们对古希腊文明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首先，古希腊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其知识和思想本应在其衰亡后依然有强大的影响力。假如这些先进的知识在几百年内完全无人问津、无人学习或传播，这显然违背常理。其次，中国古代文明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能够吸收和融合其他文明的先进成果。如果中国能够接纳像马依泽这样的外来学者，自然也应该能够接纳古希腊的知识。但唐宋元时期，中国与西亚的交流如此频繁，却几乎没有出现过古希腊学问的传播，实在是非常奇怪。最后，考虑到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体系，特别是其信史与大量的野史、札记等，能清晰地记录和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这使得古希腊的某些历史细节看起来更像是一层虚假的面纱，难以让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