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总统。然而，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他都不被视为“自己人”。黎元洪多次公开表态支持袁世凯，但南方的革命党人认为他是叛徒、权谋小人；而北方的北洋系则认为他无能且没有军队支持。早些年，袁世凯曾将黎元洪从湖北强行带到北京，并解散了他在湖北的所有军队，导致黎元洪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此时，北洋政府的实际权力已经完全掌握在总理段祺瑞手中：

1. 段祺瑞已经成为北洋系的核心人物，他不仅团结了北洋的将领，也通过与袁世凯的斗争巩固了自己的利益。尽管表面上他还在袁世凯的领导下，但实际上他已经掌握了更大的权力。

2. 段祺瑞兼任内阁总理与陆军总长，控制着军政大权，地方的督军和省长，以及他们能够获得的军费，都要依赖他的支持。

凭借这两点，段祺瑞迅速成为北洋军阀的实际领袖。他心中可能在想：“袁世凯，你的统一大业我来完成，你未能完成的事业，我一定会做到。”似乎已经为自己的未来打下了基础。然而，段祺瑞刚上台，就在政治斗争中失去了第一次的“嘴仗”。

1916年6月22日，段祺瑞发布通告，提出现在的《约法》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南方革命党在1912年制定的《临时约法》，另一个是袁世凯在1914年修改的版本。段祺瑞认为14年修订的版本更为扎实，应当执行。但南方革命党迅速反驳，认为1912年的《临时约法》已经得到了南北双方的认可，而1914年的版本根本没有得到全国的支持，属于非法。因此，段祺瑞的提议被南方猛烈反击，导致他不得不恢复执行旧约法。

段祺瑞之所以会败下阵来，并非因为智商不行，而是因为他对民主和共和理念的理解根本不够深入。北洋军阀的核心价值观仍然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思想上仍延续着清朝的体制，缺乏对西方宪政的真正理解。而南方的革命党成员中，不少人曾在国外系统地学习过西方的政治理论，尽管这些理论在中国的国情中难以完全适用，但他们的理论武装丝毫不输给北方军阀。

段祺瑞首战失利后，并未放弃，他依然希望凭借自己的强大军队，运用武力统一全国。然而，还没等他付诸实践，第二波打击就接踵而至：

1. 北洋系支持的广东督军龙济光，在云南护国军和其他地方军阀的强烈反对下，军事上接连失败，实际上已经无法控制局势。

2. 段祺瑞提名的湖南督军陈宧，也遭到了湖南军方和广西桂军的反对，无法顺利上任。

局势在北京进一步混乱，段祺瑞和总统黎元洪的内斗愈演愈烈，甚至连政府内部的高层官员都开始纷争。段祺瑞的国务秘书徐树铮与总统府的秘书长张国淦发生了激烈冲突。张国淦虽然是一个职业官僚，以调和多方矛盾著称，但即使是他也无法忍受徐树铮的做派。最终，张国淦被替换，丁世峄接任，结果两人之间的争斗变本加厉，成为“府院之争”的缩影。

一方面，外部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纷纷游说中国参战；另一方面，段祺瑞和黎元洪却因为个人立场的对立，陷入了对国家大局毫无帮助的无谓争斗。段祺瑞主张支持德国，而黎元洪则坚决反对，最终导致两人彻底决裂。

这场权力斗争的直接后果，是张勋复辟的发生。而当这一问题刚刚平息，黎元洪也因局势复杂无法继续留在北京，最终让位给副总统冯国璋。

冯国璋上任后，虽然仍然控制着长江流域的军权，但实际上他和南方的军阀关系紧张，为了保全自身利益，他选择了与南方保持统一战线。段祺瑞、冯国璋和王士珍被称为“北洋三杰”，但三人之间其实各怀心思，矛盾不断。

表面上，北洋三杰言辞一致，但内部纷争并未得到有效解决。王士珍因支持张勋复辟而名誉扫地，心灰意冷，不再参与政治；冯国璋则与南方保持合作，以保住自己的地位；段祺瑞则力图加强军事控制，依赖直系部队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然而，北洋系的分裂与腐化开始显现。皖系的腐败加剧，尤其在战场上，北洋军阀的表现惨不忍睹。段祺瑞最终决定依靠直系部队，派曹琨和吴佩孚出征南方。虽然直系军队在湖南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但段祺瑞仍未能完全统一全国，直皖之间的斗争也愈演愈烈。

随着直系和皖系的冲突升级，段祺瑞尝试通过建立新的国防军来弥补军事上的不足，但这一军队在短短30天内被彻底击败，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统一大计。

段祺瑞和袁世凯的结局相似，都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统一，却最终发现，地方军阀的强势和自己的军队腐化，使得这个目标难以实现。尽管段祺瑞意识到袁世凯未能解决的问题自己也无法解决，但一切都已太晚，历史也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