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很晚才进入历史舞台：一个被遗忘的真相与精心构建的神话》

作者：刘东亮

在人类文明的宏大叙事中，一种声音曾长期占据绝对主导，它如同一个不容置疑的公理，渗透在教科书、学术著作与大众文化中：那就是“西方中心论”。这套叙事将欧洲（及其后的北美）描绘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天然主线、动力源泉与终极归宿，而世界其他文明则被视为停滞的、边缘的、等待被“发现”与被“启蒙”的配角。然而，历史的尘埃之下，掩埋着截然不同的真相。当我们拂去由权力与话语编织的迷雾，一幅更为恢弘且公正的图景便展现在眼前：西方文明，事实上，是一个姗姗来迟的登场者。正如俄罗斯媒体文章《西方历来是东方拙劣的模仿者》所一针见血指出的，当西方蹒跚学步时，东方的古老文明早已谱写了数千年的壮丽史诗；而西方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东方文明成果的借鉴、模仿，乃至系统性的篡改、掠夺与话语重构之上。

一、 历史的时序：东方文明的曙光与欧洲的漫漫长夜

要理解西方之“晚”，我们必须将时钟拨回至文明的源头。当历史的曙光初照大地，光芒最先洒向的是广袤的东方。

约公元前35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已在两河流域缔造了人类最早的城邦文明。他们发明了楔形文字，制定了《乌尔纳姆法典》，建立了复杂的水利系统，并开创了系统的天文学与数学。几乎在同一时期，尼罗河畔的古埃及人建造起巍峨的金字塔与神庙，创造了象形文字，发展出精湛的医学与建筑学，其王权神授的政治体系高度成熟。与此同时，在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明也拥有了规划严整的城市与发达的农业。这是一个“东方创造”的时代，文明的基石在此奠定。

反观此时的欧洲，它在做什么？除了爱琴海沿岸的克里特文明稍露头角（且深受埃及与近东影响），广袤的欧洲大陆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一片沉寂的、原始的部落社会阶段，史前巨石阵的迷雾无法掩盖其在政治组织、文字与科技水平上与东方文明的代际差距。当东方的先贤已在思考宇宙、国家与法律的奥秘时，欧洲的祖先仍在与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作斗争。

时间的车轮继续向前。当中国的周朝已建立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宗法分封制，并孕育出深刻影响后世的儒、道、法等诸子百家思想时（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200年），欧洲的希腊文明才开始进入其古典时代。诚然，古希腊的哲学、艺术与民主政治是其高光时刻，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希腊文明的勃兴，绝非在真空中产生。它地处欧亚非交汇处，天然地受到了埃及、腓尼基与波斯等更古老东方文明的深刻滋养。希腊的字母源自腓尼基，其哲学思想中不乏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智慧的影子，其艺术风格同样可见东方原型的痕迹。希腊，是东方文明向西辐射的“二传手”，而非纯粹的原创者。

而随后崛起的罗马帝国，常被西方史学家视为其直系祖先与荣耀的顶点。罗马的法律、工程与行政管理固然卓越，但它本质上是一个“集大成”的模仿者与征服者。它全盘吸收了希腊的文化，从神祇到哲学；它征服了希腊化的东方，将埃及的粮食、小亚细亚的财富与东方的神秘宗教一并纳入囊中。罗马帝国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其东方行省资源与文明的汲取之上。当大汉帝国的使节张骞凿空西域，开启丝绸之路，将中华文明与罗马间接相连时，罗马人渴望的，是来自遥远东方的丝绸、瓷器与奢侈品，这本身就是一个文明对另一个更先进文明产品渴求的明证。这条贯穿欧亚的贸易大动脉，其动力与高端商品的源头在东方，而罗马处于消费的末端。

二、 中世纪的悖论：欧洲的“黑暗”与东方的“黄金”

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常被西方史观标记为欧洲进入“黑暗时代”的开始。这是一个极具误导性的标签，因为它仅仅描述了欧洲局部地区的状况，却巧妙地遮蔽了同期全球其他地区，特别是东方，正绽放出的璀璨光芒。所谓的欧洲“黑暗时代”，恰恰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

从8世纪到13世纪，以巴格达、开罗、科尔多瓦为中心的阿巴斯王朝与后倭马亚王朝，成为了世界知识的灯塔。哈里发马蒙建立的“智慧宫”，开展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百年翻译运动”，系统性地将希腊、波斯、印度的科学、哲学与医学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并加以注释、批判与发展。Algebra（代数）、algorithm（算法）、alkali（碱）、zenith（天顶）等大量源自阿拉伯语的学术词汇进入欧洲语言，正是这一历史事实不可磨灭的语言学烙印。当欧洲的修道院还在艰难地抄写少量宗教文献时，伊斯兰世界的学者如花拉子米（代数学之父）、伊本·西纳（阿维森纳，其《医典》成为欧洲数个世纪的权威教材）、比鲁尼等人，已经在数学、医学、天文学和化学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不仅保存了希腊的遗产，更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知识的边界。欧洲后来的经院哲学与文艺复兴，正是踩着伊斯兰学者搭建的知识阶梯才得以登高望远。

与此同时，在东方的另一端，中国的唐宋时期正经历着其历史上，也是当时世界历史上最辉煌的巅峰。唐朝的长安是一座人口超过百万、万邦来朝的国际性大都会，其文化自信、开放与繁荣程度，是同期任何欧洲城市都无法企及的幻梦。宋朝则迎来了更深远的“商业革命”与“科技革命”：它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其冶铁产量在工业革命前的世界无出其右，庞大的商船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制造远销世界。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指南针被广泛应用于航海，火药则开始改变战争的形式。

这三项至四项关键发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以及造纸术——通过阿拉伯世界或蒙古西征等渠道传入欧洲后，产生了颠覆性的效应，堪称给中世纪欧洲送去了“文明的快递”。 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没有来自东方的这些“文化火种”，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大航海时代，这三大塑造现代西方的关键运动，将失去其最基本的技术前提。西方，这个“拙劣的模仿者”，正是站在东方这位“巨人”的肩膀上，才得以望见更远的未来。

三、 解构“欧洲奇迹”：西方崛起的偶然性与东方“高水平陷阱”

西方主流史学常常将西方的崛起描述为一个必然的“欧洲奇迹”，归因于其独特的理性主义、产权制度或个人主义文化。然而，这种解释本身也是后见之明的建构。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西方的崛起充满了历史的偶然性，而东方的“落后”则是一种“高水平陷阱”的体现。

1. 偶然性因素与“地理彩票”： 欧洲位于欧亚大陆的西端，在旧大陆的贸易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直到奥斯曼帝国阻断传统商路之前）。这种边缘性迫使它不得不进行绝望的冒险，寻找新的通道，从而“意外”地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为欧洲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几乎是无主的资源宝库（土地、贵金属、生物资源），以及一个可以转嫁内部矛盾的外部空间。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千载难逢的“地理彩票”，而非欧洲文明内在优越性的证明。历史学家彭慕兰称之为“大分流”，其关键并非欧洲的内在优势，而是美洲殖民地的“鬼田”（土地资源）和秘鲁、墨西哥的“鬼矿”（白银资源）为欧洲解除了生态压力，并提供了原始资本。试想，如果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带着同样的殖民意图和国力支撑驶向美洲，历史是否会改写？

2. 东方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与此相对，诸如中国和伊斯兰世界这样的先进东方文明，反而陷入了一种“高水平均衡陷阱”。这个概念由经济学家伊懋可提出，意指他们的传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体系已经高度发达和高效，以至于在现有技术框架下，进行颠覆性创新的边际收益很低，社会缺乏打破现有平衡的强大动力。例如，中国的煤炭资源在宋代就已大规模使用，但其矿场多在南方，地下水问题可以通过成熟的人力排水技术解决，因此对研发蒸汽机这种昂贵且不确定的技术缺乏紧迫感。而英国则因为木材资源枯竭，浅层煤矿积水严重，才倒逼出了对蒸汽动力的狂热追求。同样，印度棉纺织品的精美程度，使得在工业革命前，任何机械纺织都难以在质量和成本上与之竞争。东方的“停滞”，在某种意义上，是其自身过于成功的代价，而欧洲则因为其相对的“落后”与“窘迫”，被逼上了一条冒险的、破坏性的发展道路。

四、“模仿”与“篡改”：西方中心论叙事的构建与精神世界的掠夺

那么，一个关键的问题随之而来：为何这个“后来者”和“模仿者”，能够成功逆转地位，并构建出一套将自身塑造为历史主轴、同时贬低甚至抹杀其老师贡献的叙事体系？这一过程的本质，是“力量”与“话语”的合谋，它不仅发生在物质层面，更深入到了精神世界。

1. 从“借鉴”到“掠夺”的质变与话语构建：大航海时代初期的探险家，其目标非常明确——寻找通往“印度”（东方）的财富之路。哥伦布怀揣着《马可·波罗游记》扬帆远航，其梦想是抵达黄金遍地的中国与日本。当西方凭借改进自东方的航海与军事技术，获得了对美洲、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武力优势后，其行为便从对文明成果的仰慕与学习，急转为赤裸裸的暴力掠夺。美洲的白银、非洲的劳动力、亚洲的香料与纺织品，如同血液般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为其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提供了最残酷，也是最丰厚的养料。

在积累起巨大的物质财富与军事优势后，西方迫切需要一套理论来为其全球支配地位提供合法性。于是，一套精密的叙事体系被构建起来。启蒙运动中的一些思想家，如黑格尔，将世界历史描绘为从东方开端，最终在日耳曼世界达到顶点的“自由精神”演进史，直接将东方定性为“专制的”、“停滞的”童年阶段。后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巧妙地将生物进化论套用于人类社会，将西方的领先归因于种族与文化的“优越性”。在这种叙事下，漫长的殖民历史被美化为“白人的负担”，是高级文明对低级文明的“教化”与“开化”。东方的辉煌过去被系统地遗忘、掩盖或扭曲，其当下则被定格为落后与野蛮的象征。

1. 精神世界的掠夺：“选择性吸纳”与“祛魅化”：西方在构建其现代性的过程中，也对东方的精神世界进行了一场复杂的“掠夺”。这场掠夺并非全盘照收，而是经过精心的筛选、改造与祛魅。

·启蒙运动的“他山之石”：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启蒙思想家曾毫不掩饰地赞美中国。他们眼中的中国是一个由“哲人王”统治的、宗教宽容的、基于理性道德的世俗国度。他们借用这个被理想化的东方形象，作为攻击欧洲教权专制、封建特权的一把“利剑”。然而，一旦启蒙运动的目标达成，现代西方制度确立，这个“中国形象”便迅速从正面典型沦为反面教材，被重新刻画为僵化、专制的象征。

·宗教与哲学的祛魅：西方在殖民过程中，遭遇了印度教、佛教等深邃复杂的东方哲学体系。早期的东方学家们开始系统地翻译、研究这些经典。然而，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祛魅化”——用西方的、理性的、分析的框架来解构东方的神秘主义与直觉体悟，将其纳入“宗教学”、“哲学”等西方学科分类中，剥离其原有的文化语境和生命实践意义。这本质上是一种知识权力的行使，将活生生的传统变成了被研究的、静止的“标本”。

·灵性商品的消费：到了现代，西方又对东方精神资源进行了一场“消费主义”的掠夺。瑜伽被剥离其印度教的修行内核，包装成一种健身术；禅宗被简化为一种减压和心理调节技巧。东方智慧被切割成一件件可供出售的“灵性商品”，充实着西方后现代社会的精神超市，而其真正的文化根基与批判性维度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五、持续的叙事战争：从“历史终结论”到“锐实力”话语

西方中心论的叙事并非一成不变的古董，而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的、灵活的话语体系。当它的传统形态遭遇挑战时，它会迅速改头换面，以新的形式继续维护其话语霸权。

·“历史终结论”的傲慢与破产：冷战结束时，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是西方中心论的巅峰表达。它宣称，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已经到达终点，西方自由民主制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这种叙事将西方道路绝对化、普世化，本质上是一种非历史的、傲慢的意识形态宣言。然而，近几十年来全球格局的深刻变化，特别是非西方模式的崛起与西方内部的重重危机，已让这一论调事实上的破产。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双重标准：当今西方领导人最常挂在嘴边的，是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听起来冠冕堂皇，但其潜台词是：这个“规则”是由西方在过去几百年间主导制定的，其解释权和裁判权也主要掌握在西方手中。当别国行为符合西方利益时，便是“遵守规则”；当别国发展模式挑战西方主导地位时，便被指为“修正主义国家”，其行为便被污名化为“破坏秩序”。这本质上是一种话语权的垄断和滥用。

·“锐实力”与新的“他者”构建：面对中国等国的文化传播与影响力提升，西方智库和媒体发明了“锐实力”（Sharp Power）这一概念。它不同于通过吸引力发生作用的“软实力”，而被描述为一种具有渗透性、操控性甚至胁迫性的力量。这一新术语的创造，巧妙地将一个国家的正常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重新框定为一种阴险的、具有威胁性的活动，从而为新一轮的意识形态围堵和舆论打压提供了理论弹药。这完美复刻了历史上将东方“他者化”、污名化的逻辑，是西方中心论叙事在21世纪的最新变种。

结论：走向一个真正的人类史

因此，揭示“西方很晚才进入历史舞台”的真相，并深入剖析其叙事构建的机制，其意义远不止于学术上的正本清源。它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为了完成一项未竟的史学革命——从“西方史”走向“人类史”。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彻底抛弃以任何一个文明为中心的历史观。人类文明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所有民族共同参演的交响乐。西方只是其中一个声部，尽管在最近的几个乐章中它的声音尤为响亮。现在，随着亚洲经济的复兴与全球力量格局的“东升西降”，我们正见证一个伟大的历史回归进程。这并非是简单的权力转移，而是文明姿态的再平衡，是历史叙事的拨乱反正。

承认西方的“晚到”与“模仿”，是我们卸下历史包袱、打破思想枷锁的第一步。下一步，是怀着真正的谦卑与开放，去重新发现、理解和欣赏所有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的独特贡献与深刻困境。当中国凭借其悠久深厚的文明底蕴与现代化实践重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当印度、伊斯兰世界等古老文明体纷纷寻求基于自身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表达时，人类历史的交响乐正从西方独奏了几个世纪的单调旋律，回归到众声喧哗、和而不同的复调格局。

这部新的历史，将不再是为某个种族或文明树碑立传的赞美诗，而将是一幅描绘人类共同体命运交织、荣辱与共的壮丽史诗画卷。一个真正公正、和平与繁荣的世界秩序，只能建立在所有文明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建立在坦然承认“西方很晚才进入历史舞台”这一历史事实的谦卑心态之上。历史的钟摆，正在回归其应有的位置，而我们都将是这一伟大转折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2025.9.30作于春江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