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杭州11月6日电 题：专访浙大“85”后教授龚延明：宋代官制研究有什么意义？

作者 严格 曹丹

“宋代文明是一座富矿，其制度智慧至今仍具启示意义。”历史学家、浙江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所教授龚延明说。

近日，在浙江大学一间书香弥漫的书房里，85岁高龄的龚延明精神矍铄，向作者讲述了他跨越四十余年的宋史研究历程。

10月23日，龚延明接受中新网专访。曹丹 摄

在他眼中，宋代不仅创造了璀璨的文化成就，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更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展现出非凡智慧，对当代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龚延明早年怀揣诗人梦想，人生轨迹却将他引向了历史研究的深处。

1960年从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后又投笔从戎。直到1978年，38岁的他才重新回到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在陈乐素和徐规两位宋史名家的指导下，正式踏上了宋史研究的学术旅程。

“宋史领域广阔，必须找到一个研究原点，进而找到一个纵横贯通的课题。”龚延明回忆，在中华书局赵守俨、傅璇琮等学者型出版家的建议下，他选择了当时相对薄弱的官制史作为主攻方向。这一选择，让他从此与浩如烟海的宋代职官制度结下了不解之缘。

宋代官制以繁杂多变著称，官职的简称、别名层出不穷，成为后人理解宋史的一大障碍。

面对这个“冷门”领域，龚延明以“不怕慢，只怕站”的座右铭自勉，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潜心钻研，相继出版了《〈宋史·职官志〉补正》《宋代官制辞典》《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等奠基性著作。这些成果，如今已成为海内外文史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

谈及宋代政治制度，龚延明认为其核心智慧，在于创新性地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王朝的武将专权问题。

“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武将拥兵自重、分裂割据，始终是大国统一政权稳定的最大威胁。”龚延明细细剖析历史脉络。他特别指出，五代十国时期，武将篡位称帝如走马灯，自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后梁，至公元951年郭威篡后汉立后周，短短44年间，更迭了五个朝代。

“武将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本身就是武将殿前司都点检，为后周禁军的最高统帅，因而对武将专权的弊病有着深刻认识。”龚延明解释道，正因如此，才催生了北宋以“杯酒释兵权”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创新——通过授予禁军将领良田美宅、丰厚俸禄，以“赎买政策”换取开国元勋军权。继而将地方节镇掌握的兵权、财权、政权收归中央，从根本上终结了中晚唐以来藩镇割据、武将造反的乱局。

这一转变，被龚延明视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其从根本上扭转了政治生态，使持续数百年的内部大规模军事叛乱风险得以消弭。

“从此，宋朝推行重文抑武的国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环境。”龚延明说，这种社会稳定，为华夏文明在后续千年中的持续演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

9月29日，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田雨昊 摄

他特别强调，宋代开创的文官治国传统，使得社会资源更多地向文化教育领域倾斜，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士大夫阶层迅速崛起，这些都为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宋词到书画，从书院教育到科学技术，宋代文明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这不仅是龚延明学术生涯的写照，更是他笃信的治学信条。他寄语当代青年学子：为学之始，当虚心求教于师长，以明路径；进而须立定志向，选择一个能为之持续奋斗、纵深开拓的长远课题。

“研究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龚延明形象地比喻，强调要思考第一步跨出去了，下一步如何衔接，如何形成体系，让学问能够层层推进。

在他看来，当代学者既要继承传统的治学方法，也要善于运用新的数字人文研究手段。他特别提到，在完成《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这一宏大项目时，团队就创新性地与计算机专家合作，开发专用软件处理海量数据，极大提升了研究效率。同时催生了《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的建立，使研究成果能为更广大读者所利用。

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龚延明，开启了新的学术旅程——创作八卷本《东方之龙史诗》(已出版五卷)。他将严谨的史学功底融入优美的五言诗中，用“史”与“诗”相结合的方式讲述中国历史。

“做了四十多年研究，还是做回了‘诗人’。”龚延明笑着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