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潜伏》中，我们看到吴敬中在面对余则成时，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尤其是在戴笠来天津视察时，吴敬中甚至低声下气地请求余则成给予善意的答复，生怕戴笠一怒之下，不仅会拿掉他天津站站长的位置，还可能会失去自己的性命。吴敬中对余则成的忌惮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翻阅相关历史资料，我们能找到类似的事件：如果吴敬中和余则成之间必须有一个人死去，戴笠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杀掉吴敬中。历史上确实存在吴敬中这个人物，关于他的事迹，半壶老酒曾多次提到过，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而吴敬中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从对立阵营转投过来的叛徒。沈醉在回忆录《军统培训特务的内幕——从军统培训班看特务的滋生》中提到，吴敬中曾是军统特训班的重要教官之一，他、谢力公和王崇五等人，都是曾经在苏联学习过的叛徒。

这段回忆录提供了两条重要信息：首先，吴敬中在军统特训班中并不是普通的教官，而是担任重要职务的负责人；其次，吴敬中本身就带着潜伏者的嫌疑。像他这样的人，不可能完全获得戴笠的信任。军统天津站的工作，做得一塌糊涂，几乎每一件事都失败。即便如此，如果没有马奎、陆桥山和盛乡的顶替，戴笠和毛人凤恐怕早就把吴敬中除掉了。李涯的身份暴露，重要的叛徒袁佩林被处决，冈村宁次的行踪泄露，天津站的工作几乎全盘崩溃。用吴敬中的话说，本想低调出风头，结果反而把屁股露了出来。在军统，做事总是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人，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余则成是潜伏者，但吴敬中毕竟是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也曾在中苏情报所任职，戴笠和毛人凤对他会有所怀疑，认为他可能与峨眉峰和深海有某种联系。这并不是无理的多疑，而是常规的操作，因为吴敬中本身有叛徒的背景。

吴敬中这个尴尬的身份，使得他讲话时显得底气不足。因此，天津站的工作原则就是尽量不出事，至少别做错事。峨眉峰到底是谁并不重要，关键是，千万不能让我的学生余则成被抓住。抓了余则成，就会连累我这个教官，自己也难逃责任。戴笠和他的上司凯申先生都非常看重自己的学生。沈醉在回忆录中曾提到：由于戴笠对学生的宠信，军统各部门都有特训班的学员担任重要职务。外勤的各区、站、组也有这些学员插手其中。这些初出茅庐的学员往往态度傲慢，对老特务没有尊敬之意，他们在任何场合上都要强调自己是戴笠的学生。比如其他人称戴笠为戴先生，而这些学员则称他为主任，以此表明自己与其他特务不同。戴笠办了四十多个特训班，每次亲自担任主任，这种称谓也成了身份的象征。沈醉和吴敬中虽然曾在戴笠手下当过教官，但他们无法称他为主任，就像刘墉和纪晓岚在乾隆面前也没有资格称自己为奴才一样。

戴笠曾经对沈醉说过：只要有这三样宝物，什么事都能办成。这三样宝物分别是学生、手枪和汽车。为了自己的学生，戴笠甚至不惜下令处决教官。比如在1941年重庆十八梯大隧道的防空洞事故中，上万人因缺氧窒息死亡，戴笠对此毫不在意，但一听说有几名特训班的学员也在其中丧命，他立刻怒火中烧，下令扣押副班主任刘璠，准备将他作为不关心学生的典型处决。刘璠是黄埔一期的老资格，戴笠的许多黄埔同学纷纷出面为他求情，但戴笠始终不同意，最终还是胡宗南出面，刘璠才得以保命。为了学生敢杀教官，戴笠的做法也确实让人吃惊，足见他对学生的宠爱之深。而他对教官的态度，常常与婆婆对儿媳的敌对相似，时常把教官当作眼中钉。

戴笠对教官充满了敌意，特别是对那些曾经变节的叛徒出身的教官，他更加不屑一顾。比如曾在多个特训班担任副主任的余乐醒和谢力公，和吴敬中一样，都曾经历过换阵营的风波，他们也曾差点被戴笠处决。余乐醒被关押了长达一年多，最后是沈醉为他奔走，戴笠才决定放他一马。戴笠一直强调叛徒不可重用，因为他们随时可能背叛。因此，无论这些叛徒地位多么高，遇到特别重要的问题时，戴笠都不愿意让他们知道。

此外，戴笠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我能捞你不能捞。在军统中，贪污是死罪：怀孕八个月的贵阳邮电检查所检查员杨月亭因偷了40元汇票，戴笠亲自下令，将她抬到外面枪毙；他的同学王伯刚，因贪污游干班的班费，也被戴笠下令枪决；最不幸的是戴笠的专职司机马伏尧，因为私自夹带了几十斤鱼干，在衡阳被查出，当场就被枪毙。

戴笠的护短之心出了名，作为叛徒出身、手脚不干净的军统天津站站长吴敬中，根本不敢与自己的学生翻脸，甚至不敢让余则成在公开场合称他为老师，生怕戴笠听到后不高兴。我们在电视剧《潜伏》中看到，戴笠在天津查办贪腐时，只召见了青浦特训班的学员余则成，马奎和陆桥山白忙了一场，既没有机会与戴笠单独交谈，也没有资格在晚餐时坐到桌子上。由此可以推测，即使吴敬中掌握了确凿证据，他也不会轻易将余则成定性为峨眉峰。 余则成是戴笠亲自派遣到天津站的，肩负着特殊任务。李涯或许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而经验丰富的吴敬中，却一定会怀疑余则成可能就是戴笠安插进来监视自己的。假设余则成察觉到这个危险，并决定先发制人，那么他最终告密给戴笠，可能就会让身份复杂的吴敬中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