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有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洗冤录”系列，藉由历朝历代的真实案件，窥古代社会之一隅。

林樾之死

明朝嘉靖年间，关于贵州一起妻子杀夫案的重审，在不同层级、不同衙门的官员中激发了不小的争论。此案中的死囚宋氏，是死者林樾的妻子。她被贵州的原审官吏认定，要为身受多处致命伤的林樾的死亡负全部责任，因而被判凌迟处死。原审认定，林樾为人贪杯好色、荒淫无度，宋氏心中早已无夫妻情分，行事也并不尊重丈夫，林樾尸身上的多处伤痕，就是宋氏险恶用心与残忍手段的明证。

然而，多年之后，被判凌迟重刑的宋氏，等来了打算给她翻案的巡按御史王杏。巡按御史作为“天子耳目”，定期被派遣出外，出巡届满便更替，他们的一大职能，便是巡视地方，认定断罪有出入，就可以为之辩冤。关于宋氏是否杀夫，王杏并不信任原审衙门的判断，因而向都察院递交了他的质疑；以左都御史王廷相为首的都察院其他官员，面对王杏的旧案重提，态度则相当保守。

都察院“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职责包括“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等。王廷相号浚川，他执掌都察院期间的部分公文汇集成了《浚川内台集》，亦名“覆奏语略”。所谓“覆奏”，是因为入选的案件均请示过嘉靖帝。为官数年、经验丰富的王廷相，当时面对的是怠政的皇帝与复杂的官场，但他收录在《浚川内台集》中的奏请，包括对宋氏杀夫案的判断，基本都获得了皇帝的赞同。皇帝不从王廷相建议的，除了两个涉及宗室的案件，就只有嘉靖十六年（1537）对一名巡按御史的处分。这名巡按御史正是王杏，其受罚的原因，也许在其为宋氏翻案时，已有端倪。接下来，我们来看这起原审、巡按与左都御史各方意见分歧的杀夫案，究竟有何蹊跷。

对于宋氏杀夫之罪，原判斩钉截铁：她“以剪刀戳破林樾阴囊身死，问以凌迟”。“人命以尸伤为据”，最初的验尸已经留下了详细的记录，所以多年后，王廷相等仍可查阅：除了死者“一身青伤，不系致命”外，“初检林樾尸伤，顶心囟门偏左偏右、两肋等处，俱有伤痕，项颈八字交匝；及再检，又有剪刀戳破肾囊、丢弃肾子之伤。此皆致命之处”。

死者林樾尸身的检验记录，看着颇为详细，当时承审官吏的工作，似乎比较周全。不过这里面，也有不少值得留意的细节。我们可以参考清代官箴书《州县初仕小补》中给出的建议，“凡相验死尸，若系当时，自然易验。先看头面致命部位，再看周身何处有伤，逐一验明”，这说的是好办的情形，检验的时机相对及时，尸身的情况较为完好，这样的话，就按照《洗冤集录》的记载，把死因归伤类，依次走流程：“若系刀伤，比对刀口，量明分寸”，“缢者，看绳纹八字交与不交”，“殴死者，验伤痕是何物致伤，是否在致命部位，逐一看明”。然而，命案情形多样，条件未必理想，因此，官箴书里的经验分享，重点还包括了“验尸莫避臭”，“倘尸已发变，切不可避臭不肯上前，必得眼同尸亲，将所告之伤验明”。可以想见，腐尸之上，无论是刀伤刀口，还是上吊绳纹，抑或其他伤痕，都不那么清晰可辨。尤其是在诸多伤痕中，官箴书还要特地点明，“肾囊有伤”的话，应当亲手“按试其肾子”，辨别“是单是双，是否破碎”。总之，“不明之处，查对《洗冤录》，万无错谬”。这样看来，验尸自有一定之规，只要仵作尽力、官员尽心，过程可控，结果应当可靠。

那么此案的检验结果应如何解读呢？在王廷相等人看来，这些伤情记录，无疑说明了死者是被人所杀，且留下了多处致命伤。检验还进行过两次，足以排除其他可能。这两次检验，从结果来看，前述的判别“刀伤”“上吊”与“殴死”的经验，都能适用。第一次检验，发现了死者头部与两肋被殴，还发现了颈部绳纹的蹊跷。第二次检验，又补充获得了下体肾囊部位的剪刀伤。死者伤痕累累，除了被杀，很难找出别的死因。我们尤其要注意初次检验的“八字交匝”结论。验尸的经验总结中既然要强调“看绳纹八字交与不交”，也就意味着此类绳纹成为辨别自杀、他杀的关键：自缢死状，以绳迹类似“八”字但在脑后并未交会的“八字不交”为原则，相应的，“八字交匝”意味着并非自缢，而是被人勒死。两次验尸发现，林樾的尸体，呈现出明显的上体被殴、下体被剪刀戳刺，以及颈项被勒的痕迹。那么原审的方向，自然就是寻找最有动机、有能力杀死林樾的人了。

巡按御史的疑惑

然而，王杏多年后巡按贵州，之所以要主张原审有疑，也同样是仔细研究过验尸报告的。林樾生前的“荒淫酒色，醉生梦死”，与尸体满身伤痕结合起来，成为王杏的第一个疑点。“林樾虽醉，定有声张，静夜深更，何无一人知觉？”被打一下两下，也许还没反应，被上上下下打伤这么多处，就算无法抵抗，疼也该疼醒了。寂静的深夜里，林家上下，岂能无人听闻、无人来救？

我们也可以把王杏的怀疑思路再作延伸：剪刀也好，拳脚也罢，这些伤害，都应该发生在勒死之前。伤害不是瞬间完成，下手者定然要费些力气，花些时间，也就不得不冒着林樾要么直接还击、要么呼喊求助的风险。宋氏作为中年妇女，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即便她有，多年夫妻，又是以多大的恨意，才能如此行凶？

不过，王杏的这一重疑问，在王廷相看来，并不能削弱原审原验的信度。王廷相把死者醉酒及家中他人“后房安歇”的“招情”与多处“尸伤”结合起来，认为林樾醉后，昏沉之中，即便绳子绕到了脖子上，也未必能醒过来。勒死一个醉汉，用不了多大力气。“不过一人之力，即可杀也，又复何疑。”王廷相还根据林樾对酒色的沉迷，推断“宋氏不得遂其情欲，亦何所不至”，这里，他点出了各方都不否认的一个事实：林樾与宋氏的“夫妇之情，久已不谐”。婚姻名存实亡，夫妻已成怨偶。但这又得是怎样的矛盾，引发了多大的怨念，才能使宋氏出手伤人，以致将丈夫杀之而后快呢？

案发后的审理中，已然查明，林樾与宋氏，算是半路夫妻。林樾有儿子林乔，宋氏嫁过来的时候也带着她前段婚姻中生育的女儿程大儿。可能是为了亲上加亲，也可能是另有原因，林樾本想着把林乔跟程大儿凑成对儿。宋氏当时点了头，哄得林樾开心，给未来的儿媳“用纱罗做衣，用银打造首饰”。程大儿打扮得出挑，宋氏又瞒过林樾，暗中牵线，给女儿另择良配。她找上的是更有势力的本卫指挥丁明一家，让程大儿嫁给丁明的儿子丁纪。等程大儿顺利离开了林家，宋氏又“通将衣服首饰转递”，林樾的算盘也就落了空，只好另给儿子找儿媳了。

这些事记在原来的卷宗里，多少也算陈年旧事。王廷相把这些往事重提，主要是想证明是宋氏亏欠林樾，“但有夫妇真实之情，决不如此”。宋氏能瞒着丈夫，另怀心思，足以说明她不是什么合格的妻子，“林樾乃柔懦无用之夫，宋氏乃强悍不义之妇”，宋氏杀夫一事，就是板上钉钉。所以王廷相更支持原审的判断，即林樾始终是受害者，生前屡遭宋氏殴打，死前不久，又一次被打伤重，醉卧梦乡中被宋氏戳伤肾囊、勒住脖颈，终于一命呜呼。当时检验尸伤、讯问人证，都可证实宋氏有罪。依据《大明律》“妻妾殴夫”条：“凡妻妾殴夫者，杖一百……故杀者，凌迟处死。”

宋氏“悍妇”的形象，在原审官员的笔下敲定，也在王廷相一派的后来者心中扎根。既然她能够肆意打伤丈夫，那么便不难要了重伤之人的命。这样一来，巡按御史王杏第一次“辩理”时，通过查阅卷宗与提审宋氏所发现的此案所谓冤情，即宋氏虽用棍打伤林樾，但林樾死于气愤自缢，宋氏应当依“威逼期亲尊长”律改判绞罪，便是无法立足的了；王杏所谓林樾被打后的“自缢身死”，与“八字交匝”的验尸结果不符，说谎的只能是宋氏。

如果王杏初次尝试后便知难而退，此事便并不会被王廷相记入《浚川内台集》。王廷相对王杏的大力驳斥，是因为王杏在首次质疑宋氏之案受挫之后，又执意进行了新的调查，他不但坚持了林樾死于自缢的观点，还提供了有关林樾自尽是咎由自取、宋氏罪责得以大幅度减轻的新证据。正是这种执着，使得王廷相不得不将王杏的两次“辩问”及为宋氏翻案的尝试放在一起考虑，逐层驳斥，并奏请皇帝批示。

作为都察院长官的王廷相，虽然从观点上并不认同巡按御史王杏的翻案提议，但在程序上须得认真回应，这是由明代的监察制度与巡按御史的职责设计所决定的。同为监察官员，巡按御史代表皇帝巡视地方，深受重视，其行使职权相对独立，与都察院长官并无垂直隶属关系。其实，王廷相本人在升任左都御史之前，也曾巡按陕西，留下了包含《会审录》与《详驳录》两卷的《浚川驳稿集》，其中可见，原问衙门、原审官吏是存在错判的可能的，具备较高职业素养与道德操守的巡按御史参与慎刑恤狱与重案复核，意义重大。总之，巡按御史对于案件审理和复核，虽无决定权，但颇具影响力。

二次翻案

王杏第二次为宋氏辩冤的尝试，尤其值得关注。因为他凭借所掌握的新情况，几乎完全推翻了原审所建立、王廷相所支持的林樾为夫无能为力，宋氏为妻无情无义的“悍妻杀夫”叙事，也不同于之前所主张的“宋氏殴打在先，林樾被逼自缢”，而是重构了“林樾畏罪，羞愧自尽”、主要过错不在宋氏的全新情节，使得宋氏之罪从原审所定的“凌迟”骤降为“不应得为”（杖八十）。为此，王杏不但“将原招殴打情节、检出伤痕，通作妄招”，还采信了宋氏提供的新情况，即林樾死于自缢，自缢的起因是“林樾奸子妇陈氏”事发，在羞愧中了结了自己的生命。林樾的这一死因，由宋氏亲口所供，且是她在被控杀夫，“三次拟死”之后，方才说出的。如果宋氏所言不虚，那么林樾与儿媳有私，罪恶深重：如果是“强奸儿媳”，则是为老不尊的逆伦死罪；如果是翁媳通奸，也属于“十恶”中的“内乱”，男女同罪，均应重罚。原审虽已经认定林樾作风“荒淫”，但他的好酒与好色，于婚姻无益，受累的主要是他的配偶等家人，律法和礼教并不会直接对他进行谴责。“荒淫”到了乱伦的程度则不然，一个在道德与法律上均严重越轨的恶徒，如果自寻短见，他的妻子总不至于要为之“抵命”。

然而，这一家族中的丑闻，出自被指控杀夫的宋氏之口，而且是在案发多年后方才说出，必然会受到严格的审视和强烈的质疑。王廷相反驳王杏时，便于开篇即明确点出了王杏主张的“宋氏之罪，以渐而减，似涉轻纵，恐非慎重刑狱之道”，其后也明里暗里地示意，王杏强行翻案的理由都不成立，实质是为了开脱宋氏的死罪而故布疑阵、掩盖真相。对于“林樾奸子妇”一事，王廷相质疑宋氏招供的时机不对，“以宋氏初勘凌迟之时，既有此事，死生之际，人情必欲求免，宋氏何不当时即供在官？何乃至三次拟死，方才说出？”而且，“狱情以活口对证为的”，也就是这种生死攸关的情节，必须经由知情者的对质，方能验证真实性。林樾身死之时，儿媳陈氏还存活，如果宋氏不甘蒙冤受死，大可以尽早揭破林樾生前的乱伦丑事，与涉事儿媳当面对质，从而洗脱自己的杀夫罪名。宋氏早不说，等到儿媳已死的十一年后，才抬出一套死无对证的“林樾奸子妇”借口来，岂能使人信服？

王廷相给皇帝的奏稿中，暗示“林樾奸子妇”之事的不可信：宋氏在多年之后“死无对证”而狡猾翻供，极有可能说明她受到了王杏的纵容，巡按与死囚合谋，“捏久死之妇奸情，以为辩脱之本”。王廷相转而强调原先两次尸检的可靠性，如第二次“差委覆检”发现肾囊有伤，指挥丁明正在参与“具结”的人中，丁明的儿媳就是宋氏的女儿，王廷相这是要以丁明对尸检的认同，充当林樾尸伤不虚、宋氏杀夫属实的有力旁证。如此，王廷相将“捏造奸情”与王杏有意忽略尸检报告即“不再检顶心囟门等伤及八字交匝与否”联系起来，言下之意，就是认为王杏的“辩理”并无真凭实据，无非是“欲为宋氏出脱死罪，故屡次变其招情”。

总之，在王廷相的分析中，妻杀夫案，“伦理所关”，相比“原招原伤，情真无疑”，巡按御史王杏存心“似涉轻纵”，以林樾死于自尽为由减轻宋氏刑罚，“似难依辩”，“难以轻允”。且此案经王杏两次“辩问”质疑，都察院长官回应之时，王杏巡按贵州期满，已然调任他处，所以王廷相请示皇帝，“本院欲候命下，札行续差巡按贵州监察御史倪嵩，再行从实检勘明白”，嘉靖帝依议。等待着宋氏的是新任巡按的“从实检勘”，恐怕其在各方的压力与关注下，不会再如王杏一般站在宋氏一边。

至于王杏本人，巡按贵州的经历，也多少影响到他后面的仕途与他在后世的名声。嘉靖十三年（1534），王杏出按贵州，十五年（1536）转任山西道监察御史。王杏在贵州时，对当地的文教事业贡献不少，他在贵阳建阳明书院，还提请给贵州单独开设考场，增加科举名额。他对当地文教的上心，与对平反冤案的重视，本应都属于称职的表现。然而，从《浚川内台集》中，又发现两则对王杏不利的奏议。贵州书吏受赃，接管御史杨春芳揭发其事，牵连王杏，王杏奏辩，但最终认定，“监生书吏，屡屡受馈”之事正是发生在王杏“持宪巡按一方”之时，“赃私之污，固非于己，关防欠谨，委亦难辞”，也就是虽无证据表明王杏本人有经济问题，但他身为风宪官，有失察之责。王廷相认为王杏所犯为公罪，既遇恩诏宥免，不如照旧供职。但嘉靖帝要严办，嘉靖十六年（1537），将王杏降一级，调外任，为广德州判官。

每个人都在说谎？

王杏巡按贵州时，对宋氏之案如此关心，其心是公是私，旁人固然不得而知。但宋氏之案的内情，是否如原审与王廷相覆奏时那般分明？我们综合王杏与王廷相各自强调的细节，或许也不能百分之百地“排除合理怀疑”。

首先，案发之时，即林樾何年身死，缺乏明确记载，可以推知的是，此案拖延未决，至少有十余年。杀夫重案“伦理所关”，“凌迟”之刑“决不待时”，宋氏何以被“三次拟死”，多年偷生？除了王杏，还有哪些官与民，在关注此案？倾向于维持原判的王廷相，并未向皇帝汇报此案漫长审理过程中的所有波折，但通过对时间线的关注，我们会留意到此案的特殊之处，恐怕不止于王杏一人“欲为宋氏出脱死罪”。

其次，详细而严格的尸检，前后进行了两次。第二次检验，是因何而起，距离案发时有多久，尸身是否已经发变，王廷相并未言及，我们也就无法判断王杏对检出伤情的“通不勘及，即与辩问”，究竟是有意“疏脱”，还是另有缘故。原审按照第二次尸检所补充的伤情，以剪刀戳伤肾囊为重点，认定宋氏故杀林樾、罪应凌迟。王廷相对此深信不疑。我们看到的则是，两次尸检，查出了越来越多的致命伤，如同为“杀夫”上了一层又一层的保险——头顶被殴还不够，还要“八字交匝”有勒痕，且殴且勒还不够，剪刀戳伤、肾子缺失，也被检验了出来。这是怎样的深仇大恨，下手如此之狠？王廷相说，宋氏与林樾感情不和，所以肆无忌惮。但如果换个角度，宋氏能忍林樾多年，是什么一举激发了她的杀心，而且是凭一己之力留下了殴、勒、戳这三重致命重伤？

再次，“女强男弱”，是王廷相勾勒的宋氏、林樾婚姻状况。但如果宋氏如此势大，面对林樾对儿女亲事的安排，似乎倒也不用这样委婉周旋。当然，宋氏的假意允诺，如果是存心为女儿多谋财利，而非惧怕林樾，倒也说得过去。但宋氏为人如此深沉且爱财的话，又怎么肯在隐忍林樾贪杯好色多年之后，突然在深夜中独自凶残杀人，留下多处致命伤痕后束手就擒，等着被明正典刑、“千刀万剐”的命运？

最后，如果非要给宋氏一个与林樾彻底决裂的理由，发现荒淫的酒色之徒竟然是“没人伦的猪狗”，对家中晚辈下手，可能还真算一个。王杏查出的这一情节，确实有撼动原审的可能性。王廷相对此，虽没有无视，但并不深究。他抓住了儿媳陈氏的“死无对证”，直接将宋氏多年之后的首次坦白指为脱罪谎言。其实，在那个妇女以名节为重、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社会，要求涉事儿媳出来作证，明显是强人所难。再说，宋氏又如何能预见陈氏何时殒命？倒也不乏这种可能：林樾、陈氏都已经离世后，其他知情人反而有可能“说得出口”。不过，王廷相直接斩断了这种可能：只要不查，便是没有。“伦理所关”，凌迟重案，仅凭这点线索，哪能说翻就翻？

其实，宋氏在至少十余年间的缄口不言，如若我们汇总王廷相所选择的、王杏质疑或补充的有限信息，所有出场的人物及其选择，或许指向了一个更阴暗的方向：“每个人都在说谎”，以及“本性难移”。林樾想让自己的儿子娶宋氏的女儿，宋氏为何不肯，非要“舍近求远”，让女儿离开林家，她才更放心？指挥丁明认可验尸结果，王廷相认为这间接说明他不肯偏袒自家儿媳的母亲宋氏。其实，尸检只能说明有伤，就算重重叠叠的致命伤都确定指向了“他杀”，可伤痕仍并不能直接为死者代言、开口指出真凶何在。作为死者配偶的宋氏，或许注定首先被怀疑，又或许她下定决心，成为唯一的嫌犯。她之前供词闪烁，或许是无力抗争，或许是不肯自辩，抑或她在虚虚实实的供述中，仍然保守着一些秘密——伤痕存在，尸体存在，愤怒存在，杀戮存在，那惊心动魄的漆黑暗夜过后，“荒淫”者永远不能开口。杀人者可能是她，也可能另有人在。在验尸报告上签字具结的丁明等人，优先保护的如果不是宋氏，那人的分量定然要重于宋氏；也可能包括宋氏在内，他们心照不宣：往事不必再提。如果是这样，宋氏以谎言与性命、付出名誉与自由来守住的秘密，说不定就在她的家中——她一直保护的那个家人，又是谁呢？

总之，宋氏杀夫一案，因御史王杏巡按贵州时认定存在冤情、力主翻案，从而屡兴波澜。王杏关注宋氏之案，涉及案发当时当地的“原审”，数年之后巡按御史首次“辩问”即提出了此案有冤、应当改判之议，以及补充重要情况、全面反对“杀夫”的第二次辩冤，这些异议由贵州道御史转呈都察院长官，王廷相在京与御史同僚经书面审查，并不认同王杏提议，仍倾向维持原判。文牍往返，经年累月，直至王杏调任，离开贵州。此案改判的希望，或已消弭无踪。但经由跨越数年的多次审理而被层层拨开的情感纠葛与矛盾缘由，我们也许能够穿透这起惨案的表面，一窥核心人物如宋氏等的生活与命运，一探这起明代刑案审理的复杂与幽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