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中秋节，鲁中军区召开了一场极为机密的会议，气氛异常紧张。王建安司令员怒气冲冲，额头青筋突显，一拳砸在桌子上，愤怒地说道：这个孙黎，实在是太可恶了，必须除掉他！政委罗舜初面色凝重，转向第一军分区的敌工部长张炳玉说道：你负责协助博莱县公安局局长夏新生同志，执行处决孙黎的任务。处死一个孙黎，就相当于消灭敌人的一个师！

那么，孙黎到底是谁呢？这要追溯到1942年7月的一天深夜。那天夜晚，孙黎所在的八路军某独立营驻地突然接到紧急报告：报告教导员，敌人调集了大部队，正在向我们方向逼近！别急！报告，敌人已经进村了！没关系，别着急！报告，敌人已经包围了我们！这时，孙黎作为教导员，冷冷回应：如果打不过，就投降算了。这段对话发生在1942年7月20日，而孙黎提出投降的建议，彻底让他走上了叛国的道路。

孙黎，1914年出生于淄博博山北邢村，出身富裕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22岁时，他在济南乡村师范读书时加入了革命组织，因其出色的能力深受上级器重。七七事变后，组织将他派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深造，这所学校培养了大量的干部，孙黎本有着光明的前途。然而，1942年，他却选择背叛革命，偷偷投向了日本人，成为了一个内奸。那么，这样一个曾被重点培养的干部，为何会突然叛变呢？这其中的原因并非一蹴而就。

早在1941年，孙黎的思想便出现了动摇。1940年，百团大战后，日军加紧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而抗战已经进入最艰难的阶段。这种局势让孙黎产生了深深的悲观情绪，他对自己的警卫员说道：这艰苦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孙黎出身富贵之家，过惯了优渥的生活，根本无法适应日复一日的艰难困苦。此时，他的堂叔孙志书已经成为了汉奸，靠着与日军的勾结过上了好日子。孙黎心生羡慕，觉得自己的生活落魄不堪。一次，孙黎在奶奶的生日宴会上，仅为奶奶买了一条裤子，而作为汉奸的叔叔孙志书则送上了一对金镯子。看到这一对比，孙黎觉得非常丢脸，内心感到空虚和自卑。叔叔孙志书也看到了孙黎的脆弱，便开始向他进行策反。他告诉上司谭继武，孙黎是可以策反的对象。谭继武给出指示，要求孙志书负责此事，并承诺大有奖励。于是，孙志书通过他的妹夫丁龙池联系孙黎，试图说服他投降。然而，孙黎依然在党组织的管制下，未能轻易受骗。于是，日军决定另想办法。

有一天，孙黎所在部队的驻地来了一名十七八岁的女孩田甜，她称自己是从济南来的，想要投奔八路军。经过一番商量，田甜留在了孙黎的独立营，成为了卫生员。田甜对英俊的孙黎一见钟情，开始主动接近他。作为一名年轻男子，孙黎也渐渐对这个美丽的女孩产生了好感，二人很快陷入了热恋。由于当时八路军有严格的规定，非团级干部不能恋爱结婚，但孙黎所在的独立营却相对自由，二人不仅谈起了恋爱，还发生了关系。渐渐地，孙黎忘记了部队的纪律。

然而，田甜在一段时间后突然说要离开部队，声称因为生活太苦，无法继续忍受下去。孙黎极力挽留，但田甜却告诉他：如果你爱我，就跟我一起走。我们可以过上好日子。否则，你可以把我交给日本人，我可以为你争取功劳，但从此你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孙黎本就不满艰苦的生活，被田甜这么一说，他终于彻底动摇了，决定和田甜一起投降。田甜告诉他：既然决定了，就要完全投入，日本人不会重视没有‘投名状’的人。于是，孙黎开始为投降做准备。

1942年6月4日，孙黎借口带队去敌占区执行破袭任务，将6个班带到朱家庄的三皇庙，并联系伪军包围了这支队伍。然而，孙黎计划中的一连指导员阎发苍却顽强反抗，成功带领部队突围，计划因此失败。但孙黎没有死心，继续策划下一个行动。为了确保成功，他决定派副营长郇振民带二连到三府山打游击，自己则带领其他队伍进行暗中接应。

1942年7月20日，博山独立营的一部分队伍驻扎在淄博市博山区的南庙。孙黎和田甜住在一间小东屋，其他人员则住在两间大东屋。为了便于行动，孙黎故意没有设置岗哨。当天晚上10点，情报站站长杜在运匆忙跑来报告：敌人增兵向我们的驻地逼近。孙黎表面冷静，未采取任何防备措施。当敌人包围了南庙后，孙黎竟然指令部队投降，还理直气壮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说完，他一声令下，亲信王化月打开了大门，日伪军和特务蜂拥而入，将79名八路军战士缴械。日军和伪军开始进行所谓的欢迎会和合作的劝说。几天后，这些俘虏被送往了博山南关的基督教堂，由伪军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