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带有一定的战斗性，即“将城市掷归地方”。最初“掷归”使用的是“置归”，但后来觉得这个词不够有力，于是改用“掷”，意在表达将其“扔”回去的决心。因为“安置”好像是很正常的举动。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讨论城市和乡村的时候，应该是像罗新老师讲的，要从现在思考到的问题、从眼睛看到的问题去回想历史。现在的乡村正在一点点消失，城市在不断地扩大，而在大概几十年前，欧洲的学者就已经对这一过程带来的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实际上，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研究城市史的基本立场，即是否应将城市视为一个至高无上、统帅一切、引领历史发展方向的综合体。

赵世瑜教授主题演讲：“将城市掷归地方：城市史研究的立场” 李显杨/摄

讲到中国城市和西方工商业城市兴起时的差异，大家都非常清楚，无论是哪种情况，它其实都是所谓的城市中心主义或者是城市至上主义的来源。最容易让我们感受到其表现的，就是作为现代化表征的城市化进程，如今我们所谈论的城市化实际上已成为现代化的同义词。

任何一座城市，不论它的规模大小还是行政层级高低，它都孕育和诞生于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地方的组成部分，又逐渐成为这样一个地方的领袖。因此，要深入了解一个城市，就必须先了解一个地方。这样才能洞察这座城市自该地方演变而来后，与蜕变前呈现出的种种差异。

接下来向大家展示的一个例子，是说城市依赖于地方的养育与维持；一旦地方衰败，城市也将随之衰落，但是城市垮了，地方却依然存在。罗新老师所讲述的实际上也是一个都城的案例，是以北魏时期的洛阳为例。我们身处北京，可以用北京为例来阐述。

生活在北京时间较长的人们可能都熟知一句关于北京城的俗语：“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我相信，大多数在北京居住过一段时间的朋友，都曾去过西山的潭柘寺。对这句俗语的解释，多与明朝营建北京城密切相关。他们常将姚广孝、刘基等明初人物与潭柘寺相联系，好像皇城或紫禁城是参照潭柘寺的建筑格局设计的。这句俗语的更早版本，按明代《帝京景物略》的记载，是“先有潭柘，后有幽州”。这句民谚的诞生时间似乎更为久远，甚至可能追溯到北朝时期，因为幽州自汉代以降直至唐代，一直是北京所在之地，其间潭柘寺历经多次毁坏与重建。《帝京景物略》的编者阐释道：“潭先柘”，意即该地最初有一水潭，继而有一片柘树林；“寺奚遽幽州论先”，潭柘寺怎么和幽州来比先后呢？实则，潭柘在前，先有潭后有柘，再建寺，所以寺庙并非最早的存在。至于说幽州或者后来的北京城，那就更晚了。那个地方确实是先有一片水，被称为龙潭，周围种植了很多柘树，柘树又被称为帝王树，它的嫩叶可以用来养蚕。在这样有水有树的地方，僧人在那里建了寺。所以，编者认为不应该讨论潭柘寺和幽州谁先谁后，而应该看到的是包括水潭和柘树林在内的这样一种环境，是早于人文景观而出现的。人们是在山林的环境当中拓居，随后出现了像佛寺这样的东西，最后才有了城市。所以这句民谚展现的是一个地方和一个城市的关系。

再晚一点，我们可以追溯到元代修水利的郭守敬。这也是明初记载的事情，它记录了忽必烈时期，郭守敬回忆当年金朝的情景。为何营建北京城需要兴修水利？他提到，过去金朝时期曾在城市西部的浑河修建水利工程，即我们今日所知的永定河，并从那里引水至西山。“上有西山之利，下乘京畿漕运，直抵城有来。”后来河道拥塞了，要重新调整，在疏通河道的同时，实现有效运输。因为西山那边蕴藏着丰富的煤炭和木材资源，并且出产大灰（即建筑用石灰，将石材破碎后烧制而成），再加上通过海路从江南地区运来的各类物资，共同构成了大都所需的各种资源。这些资源不仅用于城市的建设和扩展，还涵盖了居民生活的必需品，包括皇帝日常生活所需的食品、饮品及各类奢侈品等。这也进一步凸显了北京周边地区对北京发展的重要性。

这幅图是1875年由德国人所绘制的北京地图。明清北京有两个附郭县，分别是宛平县和大兴县。然而，北京的西部地域辽阔，宛平的西界直达长城沿线，其中西南部的大片地带均属于京城的宛平县。而东部的大兴县向东不远就是通州、顺义、怀柔一线，两县的辖区面积相差很大。北京整个西侧那片被群山环绕的区域，遍布崇山峻岭，金代皇帝的陵墓选址于房山。金代的中都的核心区域位于现今西客站附近的莲花池一带，重心整体偏向今天北京的西南。所以，要了解北京城所在的地方，应该首先了解历史上的北京西南地区。

第二个例子也来自一个俗语，大家对它可能不如对刚才那个熟悉，但它也与北京城及其地方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句俗语出自明代著名小说《金瓶梅词话》，书中通过人物之口两次提及：“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树的影。”实际上，这是一句歇后语。沈万三非常有名，江南地区存有大量相关资料，主要是笔记和野史类记载，正史如《明史》也有提及。“北京枯柳树”为什么有名呢？这是一个比较难解释的问题。由于《金瓶梅》这部小说中有所引用，可见这句话在当时相当大的区域内，人们耳熟能详，否则，这句话便毫无意义，无人应和，不会认为提及沈万三或枯柳树便能说明某人某物很知名的意思。

明朝初年在江南地区声名显赫的江南巡抚周忱，被皇帝委派整顿江南的赋役。由于当时江南众多百姓纷纷逃离，导致无人向国家缴纳税赋，令朝廷颇为焦虑。税赋征收不上怎么办？周忱很是勤奋，乘着小船遍访江南各地，最终归纳出七大原因，其一叫作“军囚牵引”，是说江南百姓很有本事，各行各业皆能胜任，无论是做手工业还是做买卖，遍布各地。因此，江南有些人犯罪充军，成为卫所军户，但他们会“牵引”自己的家乡人跑去他们服军役的地方，其中有一些“作富户于北京者”，明朝初年，朝廷将一批江南地区的富户强行迁至北京，利用他们的雄厚财力和商业网络，协助明朝政府建设北京城。当时北京城近乎一穷二白，像沈万三这样的人，历来都传说他极其富有，也出现在了北京建城的传说中，成为被强制从江南地区迁至北京参与营建北京城的人们的象征。还有一些人是被那些军人带去屯田，“为民种田于河间等处”。时至今日，也很少有人知晓“河间”是哪里，但周忱给朝廷的报告中举例提到这个地方，表明当时是有相当多人熟悉河间这个地方的。当时为了拱卫都城，在北京周边，包括现今河北省一带，调集了大量卫所军户。河间府位于河北南部，邻近山东，正是这批军人的集中地，清代康熙、乾隆南巡，也都会在这里驻跸。

北京及周边不少地方都有祖先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我发现这些地方往往是卫所军户建立的聚落，在如今首都国际机场的所在地，隶属于顺义区，曾经有一个据说在明初建立的村庄，名为枯柳树村，现已拆迁。该村周边还分布着一些以“某某营”命名的村落，它们大多是明代卫所军户留下来的村落。

让我们回到北京城内。以明清两朝为例，北京有大量寺庙存在，在整个北京城，一个胡同里拥有两三个大小不一、类型各异的庙宇，是非常常见的。当然，如今保存下来的庙宇已为数不多，但在历史上非常多见。

图片展示的是位于西三环以外的顺天保明寺以及保存在大钟寺博物馆的该寺的两座钟。这座寺庙实际上与皇室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太监、宫女以及王公贵族的关系尤为紧密。但它是明代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民间教门的据点，在城乡内外乃至全国各地构建了一个强大的网络，联络了城乡内外的信众。我们在城市中观察到，大量密切的社会关系主要发生在邻里之间、街坊之间以及不同行业之间，而非像乡村那样依赖亲族关系。在城市里，祠堂这类建筑较为罕见，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庙宇。正是通过这些主要的社会关系，他们相互联结，形成了一个个网络节点。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及其所在地方共享着一种文化统一性，寺庙、墓地等都是这种文化统一性的“礼仪标识”。

再回到城市的外面。我最近经常在京西的乡下跑。这些是我最近拍的图片，展示的是房山的大石窝。这里曾设有明代工部下辖的一个分司，专门负责开采汉白玉等各种石料，其起源可追溯至金朝，当时这里设有一个同类的机构，名为金玉局。从那时延续至晚清，为明紫禁城、十三陵、清西陵等提供石材。当地人告知我，最后一块完整的汉白玉仅剩塔底这一块了，若继续挖掘，塔身就要倒了。这周边的乡村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分工，有的村专门负责运输，有的负责加工，有的负责开采；产品也不同，有的石匠做石磨，有的生产房顶的石板等。明末米万钟建造的勺园就是专门摆放他收集了奇石的，因为他就是工部里这个负责石材的部门的官员，传说他从大石窝运一块石头，到良乡就无法继续支付运费了，后来被乾隆帝拉到颐和园，叫作“青芝岫”。

在西山地区还有一些其他产业，比如线香制造业。这个地方盛产各类杂木，这里的山区生长的绝大多数为灌木和杂木，有点松树、柏树，但生长周期较长，不能像南方那样以买卖木材赚钱，但这些灌木和杂木却可用于制香。民国初年，外国的旅行家用照片记录了野三坡一带的线香生产，这些图片展现了民国年间研磨植物原料、混合香料、晒干、包装等工序，最终将成品送到房山的张坊镇等地贩卖。大家或许会好奇，制作线香能挣钱吗？我刚刚提到，北京的城乡分布着数以千计的庙宇，线香是极为大宗的消耗品，何况在家中也有大量使用。在几乎没有土地种植粮食的山区，这些线香不仅支撑了北京民众的精神信仰活动，同时也为当地民众提供了生计来源。做香这一生计在山区仅占极少数，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生计方式，例如刚刚提及的采运石头的营生。

我今天举的这些例子只是非常简单的个案。对北京这么重要的都城，我们对它的了解其实是非常少的。不了解北京所在的这个地方的历史，没办法了解北京；反过来说，不了解北京城，也不能了解地方，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北京是这样，全国各地的城市也是这样，行政层级越低的城市，与它们所在的地方的联系就越密切，他们的文化统一性就越明显。

自欧洲开启近代城市化进程以来，城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主导性作用逐渐显现。在城市史的研究当中，城市史和城市所在的地方的历史，往往是割裂的。这背后体现出一种态度，就是地方是被动的，是从属性的。我们现在讲乡村振兴，实际上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面的城市化的代名词，我们应该去反思城市未来发展的驱动力到底在哪里。如果所有农村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城市的时候，究竟是城市发展带动地方，还是地方发展带动城市？我对这些问题并没有很明确的结论，希望大家在思考城市史，在审视当代的城市生活的时候，也要带着这样的问题去思考。

（本文系罗新教授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2025大学问年度学术出版论坛”上的主题演讲，文字稿经主讲人审定，经授权由澎湃新闻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