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曾担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后来在1960年第二批特赦后，他写了一本名为《战犯改造所见闻》的回忆录。此外，邱行湘的外甥黄济人也写了一本名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书，这两本书详细记录了战犯们的改造生活。书中提到，战犯们的生活条件非常好，不仅吃得饱穿得暖，甚至享受了相当优越的待遇。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多次提到战犯们的伙食情况，尤其是那些食量很大的战犯大胃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战犯的大胃王比赛，看看沈醉自己能排到第几名，也看看谁最终能赢得冠军。

战犯们的日常生活大致分为半天劳动和半天学习。最初的劳动内容主要是整理宿舍和庭院，种花草蔬菜，后来才发展出缝纫小组和木工小组。劳动和学习结束后的剩余时间是自由活动，只要不离开大门，战犯们可以在管理所内随便串门。沈醉特别喜欢去别人宿舍串门，经常和其他同学聊天开玩笑，所以他的回忆录内容非常有趣。沈醉和徐远举都是1914年出生的，1949年时被卢汉逮捕时才35岁，正是年轻力壮的年龄。而王耀武和杜聿明看起来似乎很老，但其实他们当战犯时也只有四十多岁，和沈醉、徐远举相比，只大十岁左右。

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比王耀武小三岁，比沈醉大七岁。他曾写过一本《文强口述自传》，讲述他与王耀武在山东战犯管理所的生活。他提到：我们这十几个人被列为战犯，单独住在一个院子里，虽然不能出门，但院内一切都优待，随便活动，还可以自己做饭，买点好菜做来吃。文强还提到自己会做湖南菜，后来有个来自四川的军长也学着做四川菜。为了忙碌些，甚至有些战犯报名做烧火工。对这些曾是将军的战犯们来说，没有战争的日子也是一种解脱。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自己在1959年12月4日已经符合改造期满十年的条件，才得以第二批特赦。

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从昆明转送到重庆时，他已经不再担心生命安全，反而把注意力转向了食物。他在转机时收集了飞机上的餐食，带给了徐远举和周养浩，缓解了他们的怒气。这些将军们享受着与战场完全不同的安逸生活，沈醉也写过一段幽默的回忆：我被送进楼房时，徐远举、周养浩看到我手里提着一盒点心，直接抢过去就吃。没有了战斗和硝烟，食物成了这些战犯们的头等大事，甚至为了多吃一些饭菜，原第十五绥靖区的中将司令官康泽差点与邱行湘发生争执，康泽直接抢了别人回来的肉沫面。

沈醉还记得曾与李仙洲共用餐食的情景。李仙洲比沈醉年长十岁，但他的食量非常惊人，一次能吃下六七个馒头或五六个窝窝头，吃面条的时候可以直接用小脸盆盛满，吃得风卷残云。沈醉感叹道：李仙洲真的是吃得比我还厉害。 李仙洲在战犯中算是年龄比较大的，但他的食量确实让人惊讶。而且，比他还大年纪的王耀武和杜聿明，都在战犯生活中展示了惊人的胃口。沈醉说，李仙洲是当时大肚皮的代表，自己也不甘示弱，但还是觉得自己不如他。

沈醉还提到，李仙洲是山东人，身材魁梧，与王耀武一样高大。沈醉说，山东人有个特殊的习惯，连戴笠也尊称李仙洲为二哥，这其中有一定的文化含义。这也反映了李仙洲的威严和魄力，而沈醉则自认为自己的饭量仅次于李仙洲，但他也表示自己可能连前三都排不上。黄济人所写的书也详细列举了战犯们的食量，他特别提到，四十七军中将严翌早餐能吃八块油饼外加三碗豆浆，九军中将黄淑午餐能吃十三个糖包子或十四个肉包子，而邱行湘晚餐则直接用中号洗脸盆盛面条。

这些战犯们的食量几乎没有什么地域限制，从四川到广东、江苏到湖南，几乎每个人都能吃得比普通人更多。对于那些了解地方饮食文化的人来说，六七十年代北京的包子可不像南方的小笼包那样小巧，北方的包子普遍比较大，重的能有三四两。而这些战犯，一顿能吃十几个包子、喝一盆面条，胃口的巨大让人难以置信。沈醉回忆道，这些将军级的战犯们，尤其是在年节时，购买的食物和香烟数量也很庞大，管理所允许他们购买大量食品，有时甚至一人就能买上千条香烟和几百斤糖果。 1975年3月19日，包括黄维、文强、陈旭东和周养浩在内的战犯们都获得了特赦。大多数战犯在特赦后都担任了文史专员，每月拿到一两百元的工资，按王耀武的说法，这点钱足够一个六口之家吃上一年。不过，沈醉一直困惑的是，为什么这些曾经食不厌精脍的将军，在战犯管理所的生活中突然胃口大开，甚至恢复了多年未愈的病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