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社会中，“把事情好好完成”是一种几乎不需要解释的共识。流程是否完整、态度是否端正、资料是否准备充分，这些要素往往被默认为工作的基本前提，而不是需要反复讨论的选项。正因为这种共识长期稳定地存在，日本人往往很少意识到，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选择。

日比裕介的职业经历，正好跨越了这种共识最容易失效的场景。

日比裕介出生于1977年，成长于奈良。学生时代，他前往中国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留学。那并不是一个以“中日交流热”为背景的年代，留学本身更多是一种个人选择，而非带有明确目标的跨文化实践。这段经历并没有立刻改变他的价值判断，却让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接触到一种与日本不同的生活节奏：时间的弹性更大，人际关系的介入更深，事情往往是在不断调整中向前推进。

回国后，日比裕介进入日本旅行公司工作，从地方支店做起。后来，随着公司逐步拓展中国访日旅游市场，他被安排负责相关业务。这个岗位并不显眼，却极其考验耐心。面对的并不是熟悉的日本客户，而是决策节奏、沟通方式都截然不同的中国市场。行程会反复修改、需求临时增加，在日本国内业务中属于例外，在这里却成了日常。

2010年前后，随着上海世博会的筹备推进，日比被派驻上海当地法人。这次派驻持续了近十年，直到疫情暴发才被迫中断。与不少外派人员主要活动在日本人圈子内不同，他很快融入了中国人同事的工作节奏。语言上的障碍较少，使他不仅能参与正式会议，也能听到会议之外的真实想法。

在上海办公室里，中国同事亮对日本人的工作方式提出过一次直白的评价。在亮看来，日本人常常在“其实不做也可以”的事情上投入过多精力。对他而言，工作的核心在于是否推动事情向前，而不是是否把每一个环节都做到极致。

这种说法最初让日比感到不适。因为在他的经验中，加班往往并非源于形式主义，而是为了应对中国客户频繁变动的需求。行程、酒店、安排，在日本的逻辑中，一旦确定就意味着进入执行阶段，而在中国客户那里，却常常仍被视为“可以再商量”的方案。日本式的反应，是通过更多准备来对冲这种不确定性。

但亮并不试图纠正客户的随意性，而是将其视为工作的前提条件。在这种前提下，与其不断补救，不如提前保留调整空间。亮所质疑的，并不是认真本身，而是缺乏取舍的认真。这种差异，表面上是工作态度的不同，实质上却是对风险处理方式的分歧。

随着私下交流增多，日比逐渐意识到，那些在会议室里被反复打磨的资料，未必比非正式场合中形成的判断更具现实意义。并非流程无用，而是流程并不能覆盖所有不确定性。

这种认知，也在中国的生活场景中不断被强化。

下班后，日比常去公司附近的一家日式居酒屋。起初，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用餐地点。随着来往增多，店里的中国人逐渐将他视为熟客。迎接他的不再是标准化的服务用语，而是更直接的称呼。如果隔了一段时间没来，还会被问起近况。店里忙碌时，他可能被放在一旁等候，服务员只简单说一句“等一下，今天很忙”，并不会附带任何解释或道歉。

从日本服务业的标准来看，这样的应对方式显然不够周到。但在这种环境中，他并未感到被怠慢。相反，当店里稍微清闲下来，店长娜娜会坐在一旁随口聊起营业情况，抱怨遇到的客人，甚至直接表达对日本顾客“过于客气、显得疏远”的看法。服务与闲聊交织在一起，客人与店员之间的界线逐渐变得模糊。

日比临走时，店长也没有固定的送客流程，只是一句随意的“下次再来”。这种缺乏仪式感的互动，并非失序，而是建立在另一套判断之上：一旦关系被确认，形式的重要性自然下降。

2020年夏天，疫情迫使日比结束在中国的长期生活，回到东京职场。重新进入日本工作环境后，他明显感受到一种落差。日本职场的流程依旧严密，职责划分清晰，“把事情好好完成”仍然是最高优先级。同事之间保持礼貌，却很少产生超出工作范围的互动。下班后的社交，也常常被加班文化所压缩。

此时日比再回头看，亮与娜娜口中“麻烦”与“冷淡”的日本，并非情绪化评价，而是对一种社会运行方式的概括。日本式工作风格，倾向于在行动之前消化风险，通过制度与流程换取稳定；中国式工作风格，则更擅长在不确定性中调整方向，通过灵活应对保持推进。

两种方式并不存在绝对的高下之分。前者依赖高度稳定的社会信任，后者来自长期面对变化环境的经验。当它们相遇时，冲突往往并非源于态度问题，而是源于对“什么才算把工作做好”的理解不同。理解这一点，或许比简单比较效率，更接近现实，最后，你怎么看？

■文章来源：仲間と一緒に見た日本 ■執筆者プロフィール：日比 裕介（ひび ゆうすけ）会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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