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技术实践为基础，并通过想象加工，自动机的形象得以构建。”

——彭必生：《文本、技术及争议：对中国古代自动机书写的思想史考察》，《科学·经济·社会》2025年第3期，页93-103。

本期评议：梅剑华 黄典林

文本摘选：罗东

在当代，书籍之外，刊于专业学术期刊（集刊）上的论文是知识生产、知识积累的另一基本载体。

自今年8月起，《新京报·书评周刊》在图书评介的基础上拓展“学术评议和文摘”这一知识传播工作，筹备“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服务所”，与期刊（集刊）界一道服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每期均由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评议人参与推选。我们希望将近期兼具专业性和前沿性的论文传递给大家，我们还希望所选论文具有鲜明的本土或世界问题意识，具有中文写作独到的气质。

此篇来自此为2026年第1期（总第16期）。作者彭必生讲述了中国古代自动机的文本、技术。在我们印象中，自动机好像只是现代世界的产物，若是从动力角度来看，限定由电动机或内燃机驱动的自动装置，确实为现代所独有。但其实有关自动机的想象、印象源远流长，是我们观念世界的一部分，甚至部分在技术上也有实物。作者回顾了中国古代自动机的智慧及其向理性方向的演进，当然争议也伴随其中，或关于文本版本的，或关于技术可行性的，直至近代巨变，由自我演进之路转向革新。

以下内容由《科学·经济·社会》授权转载。摘要、参考文献及注释等详见原刊。

作者｜彭必生

《封神榜》（1990）中的自动机。

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自动机如今已是司空见惯之物，遍布人类的生存空间，不过自动机的形象却非近现代科技文明独有，而是长存于人类的观念世界中；同时还受不同文化的影响以多元的样貌出现。如古希腊频频出现的造人神话就蕴含了“人造人”的自动机技术思维;早期佛教中也有机器人题材的传说，相应传说被认为受到了古希腊机器人文化的影响而出现；在近现代科学幻想文学中，自动机是重要题材，科学与技术成为自动机观念建构的基础，如在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中，生物器官拼凑而成的人形造物指向了生物科技发展的可能性;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笔下经典的机器人形象则描绘了计算机与机器人技术的未来。

中国也有着久远的自动机的观念与实践史。鲁班（墨子）造木鸢、偃师造人、诸葛亮制木牛流马等自动机题材的传说流传不绝，并且历史上不断有人试图将这些传说中的造物变成现实。中国古代的自动机普遍以木制机械的形象出现，与传统机械制造技术密切关联，同时，有关自动机的话题争议在古代中国不断以不同主题展开，从对自动机存在与否的质疑到对自动机文本真伪及所描述自动机的机械原型的追问，及至明清西学东渐之际，国人的自动机传说遭遇西方现实的自动化机器造物，古有的文字又成为时兴的西学中源说的重要辩护论据。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

“第二分册‘机械工程’”

作者：[英]李约瑟

译者：鲍国宝 等

版本：（北京）科学出版社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9月

当下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自动机叙事成为受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西方智能机器叙事得到了更多探讨，对中国古代自动机的相关讨论还较为缺乏。已有研究主要还是以传统科技史的范式呈现，如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代表的部分科技史著作在考察中国古代机械工程学时，对自动机传说进行了总结并对其技术基础进行了分析；另有部分学者从技术复现的角度出发，对木牛流马、指南车等典型的自动机进行复原研究；也有学者从机器人学的视域对中国古代的自动机传说进行总结分析，但对中国古代自动机叙事思想史层面的分析依然较缺乏。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的自动机形象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来展示中国古代科技传统的共性及个性特征，可借以透视中国古代科技的独立历史演进及在与西方科技体系碰撞时的反应及变革。

《古中国失传机械的复原设计》

作者：颜鸿森

译者：萧国鸿 张柏春

版本：大象出版社 2016年12月

一、文本形象：从拟物自动机到器物自动机

在古代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自动机是一类常见而又特殊的志异书写题材。从文本形象而言，中国古文本中的自动机普遍以木制机械的总体形象出现，在具体表现方式上又经过了从拟物自动机到器物自动机的形象转变：从飞禽、走兽、人体等生物形象的自动机演变为载具、工具、玩具等器物形象的自动机。

动物形象的自动机出现最早，《墨子》《韩非子》中记述的鲁班与墨子所造之木鸢就是代表。相关自动机器传说首见于《墨子》：“公输子削竹木以为，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翟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在《韩非子》中，这个传说被复述，不过木鸟的制作者被替换成了墨子，从细节的一致性上，可以判断二者出于同一故事原型。在《墨子》与《韩非子》中，讨论中心都不在木鸢制造技术之精妙，而是从墨家、法家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来讨论技术的精巧性与实用性何者为重的问题。故事描述的对象——由竹木削成的木鸟——既不需要人为操控，也无需凭借风力吹拂便能实现长久飞行，就是一种典型的动物形象的自动机。

《论衡校释》

作者：[东汉]王充

校释：刘盼遂

集解：黄晖

版本：中华书局 2022年12月

人体形象的自动机出现稍晚。汉代王充在《论衡》中提到了“鲁班失母”的传说，这是可见较早的人形自动机形象。《论衡》载：“世传言曰：‘鲁班巧，亡其母也’言（其）巧工，为母作木车马。木人御者，机关备具，载母其上，一驱不还，遂失其母。”称鲁班制造了一个木制车夫，竟驾驶马车载着鲁班母亲一去不返。王充引述此传说的目的是批判自动机传说的不合理性，不过可见人形自动机形象的传说在东汉时便已广泛流传。

另一广为人知的人形自动机形象是“偃师木人”。《列子·汤问》中描述了一个名叫偃师的工匠，制作出能以假乱真的木制“倡者”，不仅能歌善舞，甚至还能自发地作出调戏国君侍妾的举动。今本《列子》真伪及成书时间存在争议，其中“偃师木人”的传说正是部分学者质疑《列子》的一个核心证据。季羡林先生指出，《列子·汤问》中“偃师假人”的故事与西晋竺法护所译《生经·佛说国王五人经》中的“机关木人”在文本结构及故事情节上存在雷同，推测《列子》成书不早于晋太康六年，且抄袭了佛经。有反对者则认为，或是竺法护译经时化用了中国古已有之的相类传说。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

作者：季羡林

版本：人民出版社 1957年5月

本文无意涉入《列子》真伪的争论，不过可以作出明确判断的是，《列子》中木制假人的自动机形象表现得较墨子（鲁班）的木鸢自动机形象更为成熟：一是偃师木人在故事中拥有与真人相仿的活动能力甚至情感表现，在几乎所有的文化传统中，与人相类的造物都通常被视作技术成就之极限；二是《列子》“偃师木人”故事文本试图用传统医学中的五脏理论对假人的活动能力进行解释，其技术细节及理论诠释都更加完备。

《三国志》（全五册）

作者：[晋]陈寿

注：[宋]裴松之

版本：中华书局 2011年10月

器物形象的自动机大约从魏晋时期开始较广泛地出现，木牛流马及指南车是其代表。木牛流马传说始见于三国时期的文本，以裴松之《三国志》注文为中心。《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木牛流马为何物在《三国志》原文中并未明确，裴松之在对《三国志》作注时，引用了《诸葛亮集》中的《作木牛流马法》一篇，详细描述了木牛流马的功能与制造方法，将其描述为一种能够便利省力且拥有较大载物能力的运输机械。

电视剧《三国演义》（1994）剧照。

到了明代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之时，木牛流马被描述为“宛然如活者一般，上山下岭，各尽其便”，随小说广泛流传，木牛流马成为一种妇孺皆知的自动机形象。从裴松之注文中的文本形象来看，木牛流马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了动物外形的特征：“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鞦轴。”不过其动物形象主要通过抽象的几何结构来实现，机械特征更为明显，与早期模拟生物真实形象的自动机已有明显不同。

指南车的自动机形象至少在晋代便已形成，晋人虞喜在其《志林》中有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方向，遂擒蚩尤”，梁陶弘景在注《鬼谷子》时，也将其中提到的“司南之车”注为指南车,不过这些文本对指南车的功能和结构都论述不详。

《宋书》（全8册）

作者：[梁]沈约

版本：中华书局 2018年5月

之后南朝史书《宋书》对指南车作了进一步记述：“指南车，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远使。地域平漫，迷于东西，造立此车，使常知南北……安帝义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长安，始得此车。其制如鼓车，设木人于车上，举手指南，车虽回转，所指不移……范阳人祖冲之，有巧思，常谓宜更构造。宋顺帝昇明末，齐王为相，命造之焉。车成，使抚军丹阳尹王僧虔，御史中丞刘休试之。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尝移变。”在《宋书》中，除了描述了指南车的历史线索外，对指南车控制方向的齿轮结构尤其作了较为细致的描写，相应文本成为之后指南车制造实践的主要依据。在外形上，指南车以车乘的形象出现，完全摆脱了之前自动机模拟人与动物形象的外形特征，呈现为较纯粹的器物形象。

指南车与木牛流马等自动机在中国古代并不单纯以文本建构的形式出现，还通过制造实践的方式在史书及地方志中被广泛记述，强化了其自动机的实物形象。在裴松之《三国志》注文中，引述了三国发明家马钧的传记，称马钧制指南车，并制作出以水力推动的歌戏傀儡，“以大木雕构，使其形若轮，平地施之，潜以水发焉。设为女乐舞象，至令木人击鼓吹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掷剑，缘垣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斗鸡，变巧百端。”

《南齐书·祖冲之传》也记述了祖冲之改进指南车，“初，宋武平关中，得姚兴指南车，有外形而无机巧，每行，使人于内转之。升明中，太祖辅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铜机，圆转不穷，而司方如一，马均以来未有也。”称祖冲之通过改进“铜机”从而实现车辆旋转而方向不变的“指南”能力，并称祖冲之仿照“木牛流马”制作不依赖风力与水力的“千里船”。自动机的制造记载在明朝及清朝早期的地方志及文人笔记中达到高峰，在记录著名工匠时，往往声称他们有制作木牛流马之类“奇器”的能力，自动机成为一种普遍的地方性传说。

明朝、清朝地方志、文人笔记中的自动机文本。

二、技术思想：从仿生技术观到机械技术观

尽管中国古代的自动机形象往往具有颇多的臆想成分，不过其相关的文本描写普遍包含了机械制造的技术背景，反映出中国古代机械制造技术的普遍范式：在自动机器形象之后潜藏的是机械制造的材料与构造、操控与驱动等诸多技术细节，其整体形象与文本细节的变化则折射出中国古代机械技术的思想演进及大众对机械技术的认知改变。

电影《墨攻》（2006）剧照。

早期拟物自动机的技术焦点在于模拟生物的外形与结构，从而实现生物的活动能力。其中较早文本更多描写的是自动机对生物外形的摹刻，即如何使用竹木、皮毛、胶漆等材料来重现生物的外在形象。《墨子》中将鲁班制木鸟的过程描述为“削竹木以为鹊”，“削”字之使用意味着更重视对材料进行外形加工。北齐《刘子》对鲁班制木鸢的过程作了更细致生动的描写：“公输之刻凤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树，人见其身者，谓之龙鸱；见其首者，名曰鴮鸅。皆訾其丑而笑其拙。及凤之成，翠冠云耸，朱距电摇，锦身霞散，绮翮焱发。翙然一翥，翻翔云搏，三日而不集，然后赞其奇而称其巧。”其描述了木制凤鸟经鲁班之手从粗坯到成品的制作过程，称木鸟被制作得栩栩如生后，就能像真正凤鸟一样自由飞行。这里实际上隐含了对自动机活动能力具有巫术思维特征的技术诠释：当自动机与被仿造对象达到外形上的完全一致之后，就获得了该对象的功能与能力。

其后人形自动机的相关文本中开始关注自动机的内部构造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在《列子》“偃师木人”的文本中，一方面强调假人在外在形象与内部结构上与真人具有相似性，“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肢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另一方面专门指出假人的活动能力是由其“五脏”来实现的，“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

尽管《列子》中偃师木人的传说在故事框架上存在是否抄袭佛经的争议，但其对假人活动能力的技术诠释无疑显露出中国本土文化的特征：人的活动及情感能力与五脏的结构、功能密切相关。

《战国科技史》

作者：黄中业、马卫东、李亚光

版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21年1月

《黄帝内经》有云：“五藏常内阅于上七窍也。故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在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传统生命理论中，人的生理机能与五脏功能是密切关联的，“在人体的五脏与六腑、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之间的关系上，五脏是这个整体的重心。”可以看到，“偃师木人”大约基于这样一种技术诠释：通过复制人的内部构造尤其是五脏结构来实现与真人一致的活动能力与情感能力。自动机仿生的内外构造与其生物功能通过传统生命学说形成联系，民众早期尚显蒙昧的机械技术认识与传统生命理论达成了融合。

魏晋之后，史书及地方志中的自动机开始以木制器物的形象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古代机械制造技术的进展及民众对其认知的转变，自动机能力的实现从依靠模拟生物的外形结构转向依赖机械的结构设计、关键构件及其机械功能。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电影《冒险王》（1996）剧照。

首先，自动机的技术焦点转向了机械的内部构造，其中在传统机械制造中用来描述机械构件形状尺寸的“数”尤为受到重视。

《制木牛流马法》中，其制作关键被称为“流马尺寸之数”，所谓“肋长三尺五寸，广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径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轴孔四寸五分广一寸……”在中国古代的机械制作指南中，往往用“数”来记录机械的制造诀要。这种对“数”的重视与强调或与传统机械制造技术的传承方式有关，中国古代的机械制造技术并不善于几何图纸的精细绘制，在技术传承中，对机械构件形状与尺寸的领悟与记忆就成为关键要素，以“数”来编诵的诀要在师徒间口传心授。这正是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描述的，“鲁班门徒的最突出的特点……也许是他们凭窍门、经验法则和继承的缓慢发展的传统来工作。”因此对古人而言，表现为“数”的机械制作诀要具有了制造蓝图的功能，不仅仅有指导机械制造的实际意义，还可能被进一步赋予了技术实现的象征含义：由“数”描述的机械设计方案在以精妙技艺制作完成之后，或就能制造出如“木牛流马”之类远超普通机械造物能力限度的自动机。

其次，“机关”这一在古代机械装置中用以实现旋转、触发、控制及动力的核心枢纽部件得到了更多关注，成为自动机功能实现的核心依据。在指南车文本中，指南车锁定方向的功能就被描述为由机关实现。

《南齐书》称“冲之改造铜机，圆转不穷，而司方如一，马均以来未有也”,称祖冲之改进并制作出铜制机关，从而实现指南车旋转时保持前进方向不变的功能。《宋史》则将指南车的方向控制机关表达为齿轮结构，“用大小轮九，合齿一百二十……上刻木为仙人，其车行，木人指南。若折而东，推辕右旋，附右足子轮顺转十二齿，系右小平轮一匝，触中心太平轮左旋四分之一，转十二齿，车东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折而西，推辕左旋，附左足子轮随轮顺转十二齿，系左小平轮一匝，触中心大平轮右旋四分之一，转十二齿，车正西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欲北行，或东，或西，转亦如之。”这一描写具备现实性的技术基础，成为后来诸多指南车复原及研究的依据。在木牛流马的相关文本中，机关成为“木牛”与“流马”的动力基础。《南齐书·祖冲之传》称木牛流马“施机自运，不劳人力”, 将其描述为由机关驱动的机械装置。清代学者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列“运机”词条，专门讨论了作为动力构件的机关，“运机：不因流泉、不因风转而自运者，有机焉。现甬（涌）而开小流，则渐轻而上，其机亦转，有积沙以压之而漏之者。此外则因乎始动而发。

《华阳国志》一士献木牛流马于诸葛者是也。锴钥卷转，七轮交催，约处十二齿，大者同天度，自张衡、一行、祖冲之皆能作平仪，运机自动。苏鹗载新罗献万佛山木人稽首，其机在钟。”解释了机械的水力驱动运转原理，并认为“木牛流马”之类的自动机乃是通过铁制齿轮结构的机关驱动运转。

《周易译注》(增订版)

作者：黄寿祺 张善文

版本：中华书局 2016年7月

总之，中国古代自动机的文本形象经过了拟物自动机到器物自动机的转变，同时，作为自动机形象之后的技术思想也呈现出了从仿生技术观到机械技术观的变化：从依赖于对生物形象与功能的模仿到重视机械结构与构件之功能，这与中国古代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是基本一致的。在以《周易·系辞》为代表的传统技术起源观中，技术发明源于对生物能力的模仿,在自动机传说中形成了同样的叙事模式，生物的形象、结构成为自动机形象建构的技术基础。随着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以及机械造物的普及，机械功能的实现在民众的认知中被解构为操控、驱动等具体机械功能，经由机械结构与构件来实现，自动机的形象也从对生物外形结构的模仿转向了纯机械结构的器物形象。

三、话题争议：文本真伪、技术实现性与西学中源说

以技术实践为基础，并通过想象加工，自动机的形象得以构建。对于普罗大众而言，自动机或仅被当作另类的志异题材，但对理性的思考者而言，一旦将其置入工程实现的语境，势必会产生技术可能性方面的考量，进而引发自动机存在与否的种种话题争议。

在自动机形象产生之初，王充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就从技术功能限度的角度对当时流行的自动机传说的真实性进行了质疑。王充在《论衡》中有言：“儒书称：‘鲁般、墨子之巧，刻木为鸢，飞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为鸢飞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为鸢，以象鸢形，安能飞而不集乎？既能飞翔，安能至于三日？如审有机关，一飞逐翔，不可复下，则当言‘逐飞’，不当言‘三日’。”王充认为木鸢之类的自动机形象是在现实技术的基础上作了超现实的夸张，不具备可实现性。他还注意到机械的外形与结构的差别，指出鲁班（墨子）制作木鸢主要基于对鸟的外形复刻，而单凭外形相似无法实现鸟的飞翔功能，同时强调即便是依赖某种神秘的机关技术驱动木鸢飞行，也应该有其局限性。

对于早期的自动机传说而言，夸张的文本描写与实存机械造物的功能之间存在巨大鸿沟，时人能够较轻松地分清现实与想象之间的界线；魏晋以降，自动机以更加写实的器物形象出现，直接断定其真伪变得困难，部分具理性倾向的思考者往往是通过自动机文本的真伪、技术实现性、机械之原型等更具体的问题来分析自动机的真伪问题。

文本争议在指南车的话题中表现得较明显。《三国志·马钧传》中有一段指南车文本记载之真伪的争论，“先生（马钧）为给事中，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争论于朝，言及指南车。二子谓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可见指南车之真假很早就为人争论，最初的质疑便是从文本的角度出发。可能是作为对指南车文本存续不明的回应，在《宋书》中则建构了一个指南车出现、失落、复现的循环史，“指南车，其始周公所作……至于秦、汉，其制无闻。后汉张衡始复创造。汉末丧乱，其器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博闻之士，争论于朝，云无指南车，记者虚说。明帝青龙中，令博士马钧更造之而车成。晋乱复亡。石虎使解飞，姚兴使令狐生又造焉。安帝义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长安，始得此车。”声称是战乱带来的技术亡佚导致指南车失落且难以复现。此种对指南车文本存续的质疑与回应主要通过文本追溯进行，尚未深入到技术细节。

质疑自动机的另一线索延续了早期王充等人的视角，从自动机的技术实现来进行考量。《三国志·杜夔传》注文中为了论证马钧所造指南车及歌舞木人的真实性，引用了杨泉《物理论》中的一段话，“夫蜘蛛之罗，蜂之作巢，其巧妙矣！而况于人乎？故工匠之方规圆矩，出乎心巧，成于手迹，非睿敏精密孰能着勋成形，以周器用哉？”通过将人的技艺与生物本能的制造能力进行比较，论证自动机的可实现，这实际是从技术的潜在可能性来回应技术的现实局限性。

在木牛流马的真伪上，明人季本同样也从技术实现的角度进行过深入讨论，“诸葛亮木牛流马只是制法精巧，机活易行。然亦必须有人牵挽方可节其进止。其在平地一牵或可数步……若遇登高岂能自上当其下，行其势必顺苟后，无挽者安保其不倾？此实理也！盖亮有巧思，故其制精绝耳！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圆）。苟能竭目力而以规矩继之，则虽众人亦所能为矣。”认为凡是机械造物，都受限于技术规律，不会脱离驱动与操控等技术基础，提出只要依据一定的工具与方法，普通人也能制造出神妙的机械造物。相应论证已然摆脱神秘主义的技术观，触及技术的规律性与普遍性特征。

《说理会编》

作者：[明]季本

点校：黄琳

版本：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7年7月

自动机争议的又一焦点问题是自动机是否仅为某些现实机械的夸张描述，这在木牛流马的话题上尤为突出。部分学者认为木牛流马仅是某种现实机械的托名，如明代方弘静称，“蜀之山不可以车，木牛流马以代车，而节人力，非不恃人而自行也，后人竭心力为之，愚矣！墨子之飞鸢谬说也！因风而飞不可以远。”主张“木牛流马”是为适应蜀地地理环境而特制的运输装置，仅能节省人力而非不依赖人力自主行动。还有人将木牛流马的原型限定为某种或某几种方便山间行动的载物小车，宋代陈师道对“木牛”“流马”进一步区分，认为“木牛”为独推小车，“流马”为四人推行的大车。明王三聘在其所辑的《古今事物考》中称，“诸葛亮造木牛流马。木牛即今小车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民间谓之江州车子。疑亮之创始作于江州县，当时云然，故后人以为名也。”认为木牛流马之原型就是民间被称为江州车子的运输工具，这一观点受到了较多的支持。

《古今事物考》

编纂：[明]王三聘

版本：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7年3月

直到明朝中期之前质疑自动机的声音呈增多的趋势并逐渐切入技术细节，反映出中国古代机械技术自我演进中理性思维的发展。到了明后期，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成为时代主题，中国古代科技传统的独立发展受到影响乃至中断。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国人对待自动机传说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相关话题争议转以西学中源说的特殊形式呈现。

自动机的存在从早先受到质疑转变为普遍被承认，古代的自动机传说成为西学中源说的重要证据。清朝首位出访欧洲的官员斌椿在见识发条驱动的自动车马玩具后，发出“殆亦木牛流马之遗意欤！”的感慨，进入国人视野的自动化“西洋奇物”极大地冲击了国人的观念，自动机不再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传说，成为可近距离观察触摸的对象。古有的自动机传说被用来与西方自动化的机械造物进行比较，这恰契合了时兴的西学中源之思潮。

电影《张之洞》（2022）剧照。

西学中源说将西学分门别类比附于中国古学乃至古代传说，宣扬中学是西学之源。其思潮萌发于明后期，在清康熙时期得以理论化并围绕历法、天文学及数学领域展开，到了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中源的理论进一步发展，扩展到工艺、技术、机器乃至政治体制的领域。根据立场的不同，出现了支持或反对自动机传说的西学中源论证的态度分化。

支持者主要是将古代的自动机传说视为传统机械制器之学的代表来借以阐扬发展机械制器之学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其中部分议者持学习西学的立场，认为中学既是西学之源，那么就有充分的合法性来学习时下更先进的西方机械技术。如杨史彬在《制造十所》一文中称，“技艺机器之功，今虽莫精于泰西，而渊源实创于中国，不得概以西法轻之也……黄帝造指南车以克蚩尤，则火车所由仿也。武侯造木牛流马，公输般削燕而飞，则机器所由创也……可见华人之灵巧实不逊于西人！苟能振兴其事，势必日有起色矣！”

另有部分议者则认为既然西学源于中学，那么就应该从中学源头发掘技术的根本，尽管也持西学中源的主张，但是走向了复古的论调。

《庸庵随笔》

作者：[清]薛福成

校点：邓亦兵

版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年3月

薛福成在《庸庵文编（随笔）》中，称“中国之病，固在不能更新，尤在不能守旧”，同样是将鲁班、墨子等人的机械技术以及木牛流马之类的自动机传说等同于西方的工业技术，不同的是提出了“考旧知新”复兴旧学的主张，“借令因其旧法，相与潭思竭能，庸讵不能出西人上乎？夫惟其轻于忘旧，所以阻其日新也。”反对者则主要是从中体西用的立场出发，将机械制器之学作为“用”的学问，反对将自动机传说比附于西方的机械之学。如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称，“……以名物文字之偶合、琐琐傅会者皆置不论，若谓‘神气风霆’为电学，‘含万物而化光’为光学之类然谓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则非。”认为在技术之类“用”的学问上中西不能相合，批评将古代器物之学附会于西方科学，自然也否定了古代自动机传说与西方机械学的混同。

之后随洋务运动的失败，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主张用西方科学来彻底取代旧学，西学中源的声音渐消。在《救亡决论》中严复称：“晚近更有一种自居名流，于古书中猎取近似陈言，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以严复为代表的部分维新派学者对混淆中西学术的西学中源说进行了较彻底的批判。到了清末民初时期，除革新派之外持保守思想的“国粹派”以及统治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放弃了西学中源说。将中国古代自动机传说比附于西方机械之学的西学中源论调也普遍被抛弃，有关自动机的争议与西学中源说一同走向了尾声。

不同文化背景下诞生了不同形式的自动机传说，表现出了技术文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一致性在于人总有相同的生存需求，渴望有工具能把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差异性则在于技术背景及演进过程不同。

中国古代的自动机传说建立在中国古代较发达的木制机械制造技术基础上，其文本形象经过了拟物自动机到器物自动机的转变。早期的自动机形象表现为对人和动物真实形象的模拟，与传统生命理论相融合，具有更多的臆想性及有机技术观的特征；随着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机械技术的能力限度逐渐为大众所识，自动机的形象逐渐走向写实，机械制作技术的诸多细节如机械结构、部件、动力成为关注点，自动机从一种早期的技术幻想逐步走向包含更多现实性的技术实践活动。作为技术中理性主义一面的呈现，自动机的观念史也一直存在争论，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与主题。早期表现为对自动机传说真伪的质疑；到魏晋之后，兴起了对自动机文本、技术的实现性以及其机械原型的追问；从明朝中晚期开始，自动机的争议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背景下以“西学中源”的话题形式呈现。

总之，在自动机的技术形象的历史变迁及相关话题争议中，映射出了中国古代科技传统的自我演进及其与西方科技体系碰撞时的革新转向。

【文献出处】彭必生：《文本、技术及争议：对中国古代自动机书写的思想史考察》，《科学·经济·社会》2025年第3期，页93-103。

作者/彭必生

本期评议/梅剑华 黄典林

文本摘选/罗东

导语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