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战争的结局已经变得异常清晰。随着敌人的节节败退,最终的胜利几乎已成定局,四大野战军也开始了对敌人残余力量的最后围歼。然而,中央却在9月7日突然发电报给刘伯承和贺龙,要求他们迅速赶往北京,表示有紧急事情需要处理。尽管前线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中央为何如此着急调动这两位司令呢?
对外公布的理由是让两位将军回北京参加开国大典,见证那个伟大的历史时刻,但事实上,真正的原因,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此行,虽然观礼是一个重要的名义,但最根本的原因,却是与西北战局的安排有关。毛主席希望能与他们面对面商讨一项至关重要的军事决策。 五天后,当刘伯承和贺龙准备启程赴北京时,毛主席再次给二野发来了电报,明确对川黔作战计划作出了批示。针对白崇禧及西南敌军的战略部署,毛主席指示采取大迂回策略,穿插敌后,首先将敌军包围,再进行歼灭。二野接到指示后,立即展开行动,向大西南挺进。然而,这一地区敌人盘踞甚久,兵力颇为雄厚,约有90多万人。而当时二野的可调兵力仅有20多万人,加上中原地方部队,总数也不过30万左右。面对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二野的任务显得异常艰巨。 考虑到这一点,军委决定给二野提供更多的支持。为确保大西南能够顺利解放,军委迅速命令一野和四野将附近的部队调拨给二野。如此一来,二野的兵力终于达到了60多万人,这一增援使得二野在西南战场上的处境大为改善。在这期间,邓小平因身体原因提前返回北京休养,而刘伯承和贺龙随后也都赶到了北平。三位首长汇聚一堂,开始讨论解放大西南的战略。那时,刘伯承担任二野司令,贺龙则是西北军区的司令员。若从职务上比较,贺龙的职位略高一些,因为西北军区不仅负责西北全境,同时也是野战军的上级指挥部。在解放战争的中期,野战军和各大军区的司令员通常由一人兼任,确保指挥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然而,西北地区的特殊性使得这一安排有所不同。1947年3月,胡宗南对延安发起进攻,彭德怀被任命为西北军的指挥官,并兼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在西北战场,彭总指挥作战,而贺龙则负责后方。为了更好地统一指挥和后勤支持,1947年7月,军委决定将晋绥军区和陕甘宁联防军合并,成立了联防军区,贺龙便成为了这一军区的司令。到了1949年,军队统一改编后,联防军区正式更名为西北军区,而西北野战军则成为了一野,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 尽管西北军区并非野战军的军事主官,但由于彭德怀在党内的崇高地位,他不仅是军委副主席,还是解放军副总司令,这使得行政关系显得有些微妙和复杂。为避免因此产生指挥上的不协调,军委决定在二野进军大西北的同时,调动一野部分部队来进行支援。 不过,这一次亲自领兵前往西南的指挥官却是贺龙,原因很简单,他对四川的地形和敌军情况非常熟悉,尤其是国军的部署。更重要的是,贺龙的名字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威望,这为他指挥作战带来了极大的优势。通过他的指挥,敌人很难辨别我军的真实意图,局势因此变得更加混乱。这一策略不仅有效地解决了西北军区与一野之间的矛盾,也让贺龙获得了再次带兵打仗的机会,成功扰乱了敌军的判断力,为我军在西南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