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年），曹操为了恢复中央集权，广纳贤才，推动国家的统一与发展，采取了一系列选官改革措施。这些改革不仅帮助解决了东汉末年选举制度遭遇的危机，也为后世封建王朝的选官体系奠定了基础。曹操推行的唯才是举的选举政策，力求打破传统士族的垄断，确保国家政权的健康运作。

曹操时期的选官制度，整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迎接汉献帝至建安十三年（208年）平定荆州前，这一阶段，曹操的选人标准强调乡论，他注重核之乡闾，即通过地方上的舆论与推荐来选拔人才。这一时期，曹操的选人方式存在乡里与官府选举日渐融合的趋势，出现了乡里月旦这一带有官方色彩的选举机制。第二阶段是建安十三年平定荆州后，曹操在保留乡里推荐的同时，进一步采用九品中正法来区分人才的优劣，这为九品中正制的正式实施奠定了基础。 曹操的选官新法，不仅是对汉代察举制度的深刻变革，也标志着九品中正制的初步形成。九品中正制的萌芽，源于汉末名士的清议与乡里月旦评，但曹操将其纳入官方选拔体系，开创了新的选官格局。 **月旦评的演变：从私法到官法** 汉末的乡里月旦评是由一些名士和大族主导的民间选举活动，虽然它影响了当时的选官制度，但它并非由官方组织，属于私法范畴。根据《晋书》的记载，梅陶与祖逖的对话，明确指出了月旦评的民间性质。梅陶称月旦，私法也，表明这类选举是民间自发的，而非官府主办。唐长孺先生指出，乡里月旦的私法性质，虽然在形式上被延续，但实质上与官府选举制度存在本质的区别。 曹操的改革，实际上使得月旦评由私法逐步演变为官法。从建安十三年起，曹操采纳乡里的推荐意见，但同时加强了官府对选举的管理，开始注重乡论的官方化与制度化，确保选拔更为公正与有效。这一转变，正是曹操用人核之乡闾政策的体现。 **汝颍集团的形成与作用** 传统观点认为，曹操推行唯才是举政策时，并未特别注重道德考量，但实际上，曹操的选才过程中，依然注重乡里人士的推荐，尤其是汝颍地区的士人。曹操与荀彧的关系尤为密切，荀彧作为汝颍大族的代表，对本地士人有着深厚的了解。在曹操迎接汉献帝都许时，荀彧推荐了大量汝颍人士，如荀攸、钟繇、戏志才、郭嘉等，这些士人后来成为曹操政权的中坚力量。 曹操选用汝颍之士，并非仅因荀彧是当地的名士和权臣，更因为汝颍地区文化底蕴深厚，人才济济。随着曹操政权的稳固，汝颍集团逐渐成为支持曹操的重要力量，尤其在打败袁绍的过程中，荀彧推荐的士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荀彧的推荐机制与曹操选才策略** 曹操信任荀彧，并非仅仅因为他是汝颍名士，更因为荀彧在曹操政权中的重要地位。他不仅是朝廷重臣，还深知汝颍地区士人的优劣。在汉代的察举制度中，选举需要依赖乡论，然而由于社会动荡，士人流散，传统的乡论已经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曹操转而依赖荀彧等名士，通过推荐优秀的士人来填补空缺，这种做法既保留了乡里选举的传统，又确保了选拔的公平与效率。 **崔琰与月旦评的官方化** 在曹操的选官体系中，崔琰作为冀州士人的代表，发挥了重要作用。曹操通过崔琰管理冀州的选举事务，进一步推动了月旦评的官方化。崔琰作为丞相东曹掾，不仅管理选举事务，还代表政府审查和推举人才。他的做法，进一步强化了曹操政权对地方选举的控制，确保选拔出的官员更符合国家需求。 崔琰的选举工作，尤其是在冀州，具有标志性意义。冀州在袁绍治下风气腐败，曹操借助崔琰的选举机制，重新整顿了冀州的士族风气。崔琰通过严谨的品评，挑选出一批清正廉洁、能力出众的士人，成为曹操政权的重要支柱。 **从重德到唯才是举** 尽管曹操的选才政策强调唯才是举，但这与汉代的重德有所不同。汉代的察举制度，注重士人的德行与道德标准，而曹操则在选才时更看重实际才能。通过发布《庚申令》和《求贤令》，曹操明确提出选官要以才德为基础，而非仅仅依赖传统的道德评价。 这一变化，标志着曹操在选官上作出了与过去不同的选择。曹操不仅在选拔官员时参考乡里意见，还通过具体的德才标准来挑选适合的人才。通过唯才是举的政策，曹操确保了政权的稳定与发展，同时也为后世的选官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理论依据。 曹操的选官改革，虽然在选拔标准上偏重才能，却也在保持选举公正的同时，打破了旧有的士族垄断，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制度的影响，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封建社会的官员选拔制度逐渐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