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禁教时期公教会设女堂是无奈之举，女会长有威望且信仰虔诚

在当时社会男女授受不亲的氛围中，教会为女性信友参与信仰生活专设教堂，全国多地设有女堂

晚清时期，香港天主教会图片

一，专为女性信友参与信仰生活设置的教堂

中国古来有男女避嫌、授受不亲的封建传统，规定男女之间不能直接接触、言谈或授受物件，有所谓“食不连器、坐不连席”之语。

所以当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在教堂进行弥撒礼仪时，数十人甚至数百人，不分男女，那么多男女在一起唱诗赞美，在当时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的氛围中，就成了那些封建卫道士攻击的对象。

他们以苍蝇之心度蜜蜂之腹，认为一定会诱发奸邪淫乱的事故出来。

这股势力太强了，公教会为了少惹麻烦，避其锋芒，曾经有过很多专为女性信友参与信仰生活设置的教堂，我们暂且称之为女堂。

二，雍正年间广东，女堂组织相当得体

17世纪中叶，葡萄牙多明我会传教士已到潮州府城传教。当时没有所谓的本堂神父，每隔一年或数年，才有福建之多明吾会教士或澳门之葡萄牙教士来教友聚集地巡视传教。

在当时教友集中的地方，大都是教友自立的堂口，他们开展互助事业，对外宣讲，代洗小儿等。

比如在雍正年间的广东省城附近，就有男女堂口各八处，这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堂口的负责人都是普通教友。女堂组织得也相当完密，负责人也是有威望的信仰虔诚的女信友。

乾隆在位六十年的长期间里，在当时禁教的大环境下，类似的秘密堂口自然不在少数。

三，公教会女堂历史，北京女堂最有代表性。

在北京设置女堂最有影响的是遣使会的罗广详神父，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时候，当时任钦天监监正的高慎思去世，接管耶稣会事业的就是罗广详神父。

据《燕京开教略》记载，为了不为社会所诟病，他按当时封建礼规,女教友不准和男教友同在一个圣堂里祈祷，罗神父就特为女教友建立了几处专用的圣堂，并派神父为她们举行弥撒。

这位罗神父除了服务于钦天监外，更注意照顾教友，除主日瞻礼讲道外，还召集教友们行避静神工，对女堂的组织也不放松。

他还在女堂也可以设立学堂，使女教友们也有学习要理的机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在北京成立了修道院，专为选拔本地人材，准备作未来的传教士，可惜的是这位罗神父四十八岁就英年早逝。

北京的神父们在堂口组织男女教友管理教堂，集体祈祷，参与祭礼，还派传教先生分至外地各省去传教。

四，北京教堂设有女会长，惹的嘉庆皇帝暴跳如雷

到了嘉庆年间，北京四堂的堂口信友们组织的相当严谨。

天主堂在北京以南北东西四堂为主，四堂共有传教先生八人，内务府正白旗在畅春园看门的汪茂德也是会长之一。

据《来往章程集》说：“西洋四堂各于附近置有女堂，或有六七间、八九间不等”。女堂会长民妇陈杨氏等，各讲经传教，每月男女来堂念经，很是吸引人。

现在看来，这是在帝制时代，神父们为了保持中国的礼教风俗习惯，避免人的口舌，堂分男女，各不相混，各有男女会长管理，也是费了一番功夫。

另据记载在嘉庆七年间，北京的神父们将在海甸、孙家井的四处外国神父寓所改为圣母堂，也是分为男女两堂。

这里男堂里就有会长六人，女堂的管理也井井有条，教友当然不会少，不但一起公众诵经，而且还向外宣传，可见当时教会发展还是蛮好的。

当年嘉庆听到下面奏报，说北京各教堂还设有女会长，曾惹的他暴跳如雷:“以妇女充当会长，尤属不安本分。”

五，其实不仅在北京，全国各地也都设有女堂

其实不仅在北京，也不止在禁教时期，公教会在全国各地也都设有女堂，比如在民国时期的南昌，也有一座女堂。

在南昌的松柏巷有一座罗马风格的尖顶大教堂，但就在此不远，也就有100多米的地方，还有一座专为女性信友使用的中式教堂。

这两座教堂都在1922年由法国传教士孟德良建立，为了不打扰城内居民的生活，便选择在城墙脚下的松柏巷买下这块地盖教堂。

而这座当时仅供女性信徒做弥撒的中式天主堂，建筑风格和城里其他南昌民居别无二致，连石雕木刻都是中式风格，雅致清净，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