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源，1973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任古代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甲骨文、金文与先秦史。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近年代表作有《商末至西周早期赐贝研究——兼论册命制度的历史渊源》《从殷代文字正体角度谈谈历组卜辞特征字》《以古人视角探索甲骨金文史料中的殷商文明》等。

作者简介

王梦薇，1997年生，河南洛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甲骨文、金文与殷商史。

摘要

甲骨文为方便刻写，有简化变形的现象，过去学界多用早期、晚期字体来解释并非全面客观的意见，结合殷代与周初金文来看，甲骨文字中既有正体，也有变体，而且村北、村中南两系的不同字体类别中，正体和变体的分布有一定规律性。以“于”为例，此字有繁写的正体和简化的变体，其正体在师组、非王卜辞中出现较多，此外在出组、历组中偶见；但在宾、出、何、黄、历、无名等类字体中基本采用变体，原因是适应大量刻写的需要。在殷金文和铭功纪勋类记事刻辞中，于字基本采用正体的字形。

关键词

甲骨文；正体；变体；于；甲骨两系说

目前，甲骨文字体分类的研究已非常细致深入，其代表性成果即黄天树主编的《甲骨文摹本大系》[1]。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可以进一步考察和研究甲骨文在不同组类的字体特点，从而更好掌握卜辞字体的变化规律，客观解释甲骨文字形异体较多的原因，对武丁至帝辛不同时代以及小屯村北、村中南不同区域的甲骨文字体特征加强认识。这方面的工作尚未系统地展开，但对于甲骨学、古文字学、殷商历史与考古的研究，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值得学界重视。

学者很早就注意到甲骨文字异体较多，并从不同时期有演进变化的角度来解释。董作宾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即指出：“殷虚文字，在二百余年之间，形体的演进变化，是很有可观的，如果能依各种断代标准，逐一加以整理，很可以找出文字变化的线索和系统来，这在文字学上，将有极大的贡献。”[2]董先生这一理念，放在今天来看，也是极具指导意义的，提示我们全面考察从师组至黄组，从村北到村中南，不同组类、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甲骨文字体变化情况，并探讨其中的规律。当然，董作宾由于历史局限，他提出的早期字体、晚期字体概念是存在问题的，我们认为董先生当时尚未认识到甲骨文同时存在着殷代文字的正体和变体。实际上所谓早期字体，如武丁时代字体是多种多样的，既有较正规字体，也有为了方便刻写而简化或变形的字体。裘锡圭指出，高去寻早已看出来甲骨刻字不容易，使字形或书体发生变化，将字的实体变成虚廓，圆笔变成方笔，有的字省去笔画以便刻出，如果字形是由简变繁的一种演进，何以在早期反不更为象形。[3]贝塚茂树也指出董作宾干支字形演变研究有重大缺陷，因为他忽略了子卜贞卜辞的干支表，贝塚先生解释说，之所以子卜贞的字体一半与早期一致，一半明显与后期相合，是因为第一期里，同时存在着殷王朝公家占卜机关，王族私人占卜机关和多子族私人占卜机关，公家占卜机关与多子族占卜机关的字体是完全相反的。[4]贝塚茂树实际上发现了非王卜辞字体有倾向于正体的特点，其研究非常细致且有见地。不过，由于学界对甲骨文兼有正体、变体尚无清晰认知，也有学者对董氏早晚字体说基本持认可的意见。[5]

在贝塚茂树发现子卜辞的字体，与董作宾早期字体并不一致之后，花园庄东地卜辞的出土，进一步促使学者对董氏早期、晚期字体说产生质疑。如发掘整理者指出，H3刻辞中不少字属于过去学术界公认的晚期字形，此种晚期字体比比皆是，说明这些所谓晚期字体早就出现了，只不过尚未流行，至帝乙帝辛时期才被王的贞人集团所接受，成为广为流行的字体。[6]王子杨也指出，花东卜辞中发现了过去认为到晚期卜辞才出现的形体，可以肯定这些所谓晚期形体在商代早期就已存在了（按：商代早期是殷代早期之笔误），只是早期卜辞的刻手很少使用这种形体。[7]

既然董作宾早期晚期字体理念，已不适用于研究甲骨文演变规律的工作，那么我们就应找到更为合理与客观的新方法，即以金文为代表的殷代正规文字（正体）为标准来考察甲骨文各类字体的特点。实际上这种思路与方法，上述高去寻、裘锡圭等先生已经指出了。[8]甲骨两系的特点，学者已多注意到龟甲、牛胛骨使用上的差异，事实上两系刻手对待和处理正体字的态度也有区别，且反映出较明显的规律性，值得学界重视。学者已对不同组类字体进行过对比，裘锡圭指出历组的酉字，与师组大字、子组的字形接近；历组的未字，与师组、午组相同或相近；历组用又，宾组㞢又兼用；历组与师组、午组用

，宾组用

；历组与师组、午组用弜，宾组用勿，等等。[9]但裘先生意见似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蒋玉斌也采用裘锡圭商代文字正体、俗体的观点，考察了不同字体组类中屯、子的刻写方法。[10]类似这些研究方法，已揭示不同组类字体变化的一些规律，值得进一步推广与使用。以下我们选取甲骨文中常见的“于”字为例，用金文正体作为参照，考察此字在不同组类的刻写特点，借此说明甲骨两系字体的分布规律。

裘锡圭指出殷墟卜辞大量使用于字，并撰文研究过于字的动词、介词用法。[11]我们分析与研究“于”字在两系不同组类的字形特点，是较有意义的。关于此字的形音义，郭沫若认为于是竽的本字，并以此为例解释《说文》转注，李学勤曾专文予以介绍。[12]《甲骨文字诂林》按语也指出，裘锡圭认为于字本义是竽之象形。[13]甲骨文于字有繁简两种字体，学界多认为繁写者是其本字，而简写者是省文。如李孝定认为于之繁体象竽之形，是管乐，《金文形义通释》认为可备一说。[14]徐中舒亦认为于之繁体为本字，但理解为圆规之形。[15]在董作宾五期说影响下，学者多认为于之繁体为晚期字形，王子杨已指出花东卜辞等新材料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看法，于之繁体早已使用于师肥、子组、花东等材料中，在出组、历草类中也有。[16]方稚松指出的铭勋纪功类刻辞中[17]，如宰丰骨、虎腿骨刻辞中，于字也基本使用繁体，这一点大家非常熟悉。

我们认为，殷金文与周初金文中于字普遍使用繁体

，可说明这是一种当时主流的，用毛笔书写的正体；此外殷末周初金文中也有简化的于字，但数量不多，详见附图《金文编》所收字形。于字的这种正体，在殷墟卜辞中的分布，除了王子杨上举的几类，如师肥

20582，出组

英1934（按：此版整体呈现较多正体风格，如酉字也写为正体，大系33504定为出二类），历草类

怀1559，子组

21565、

英1892，花东

花450（按：此版摹本不准确），还分布于师小字中，如

20450、

21113等例。但在师组之後，无论是村北的宾、出、何、黄，还是村中南的历、无名等类字体中，于基本不用其正体。帝辛时代的鹿头骨和人头骨刻辞中使用繁体，如

合37743、

合38762。由此，我们可得出几点看法：其一，殷周古文字中，繁写的于字是其正体，其本义可能象管状乐器竽。其二，在殷金文与西周早期金文中，于字大多写作正体，以示庄严郑重。其三，师组大字与小字中，常见正体的于字，也出现简写的于字，可见当时为契刻方便，已摸索出简化方法，但可能在一些正式场合仍兼用正体。其四，子组多使用正体于字，花东类亦见其例，反映其刻手习惯仍倾向于使用正体。其五，宾、出、何、黄、历、无名等类卜辞基本使用简体于字，是应对大量契刻常用字的要求，对字形进行简化。其六，铭勋纪功类记事刻辞使用正体于字，是因其契刻不怕花费时间工夫，达到毛笔书写的效果。最後要说的是，西周中期金文也逐渐废弃了繁写的于字正体，也是适应大量书写常用字的需要，体现出史官与时俱进的创新观念。

还有一个问题，即出组中有几例使用正体于字的情况，其出现原因尚不明确，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值得学界关注与研究。

2024年7月15日修订

图一 贝塚茂树绘制干支字表

图二 《金文编》收录殷末周初“于”字

图三 出组中所见正体“于”字

注释

*本文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规划项目“殷墟甲骨文史料解读”（G160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编号DF2023YS15）的阶段性成果。

[1] 黄天树主编：《甲骨文摹本大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2]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艺文印书馆，1977，第450页。

[3] 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第98页。

[4] 贝塚茂树、杨升南译，冯佐哲校：《评甲骨文断代研究的字体演变观》，《殷都学刊》1985年第4期。

[5] 吴俊德：《<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析议》，台北市立大学《北市大语言学报》2019年第20期。

[6] 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第20页。

[7] 王子杨：《甲骨文字形类组差异现象研究》，中西书局，2023，第186页。

[8] 唐兰、张政烺等学者也均有此认识。

[9] 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第98-99页。

[10] 蒋玉斌：《释甲骨金文的“蠢”兼论相关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1] 裘锡圭：《谈谈殷墟甲骨卜辞中的“于”》，《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第527页。

[12] 李学勤：《论郭沫若同志的<商周古文字类纂>》，《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13]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第3437页。

[14] 张世超等编著：《金文形义通解》，中文出版社，1996，第1142页。

[15]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3437页。

[16] 王子杨：《甲骨文字形类组差异现象研究》，第188页。

[17] 方稚松：《殷墟甲骨文五种外记事刻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