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兴元年（1163年），刚刚登基的宋孝宗曾这样说道：宋和金之间的恩怨，不仅仅是两国的仇恨，更关乎被俘的皇帝和宗亲的屈辱。如果皇帝自己不想着复仇，那别人怎么会真心去做呢？他一心想要恢复中原的失土，便任命了知名的主战派领袖张浚为枢密使，并赋予他极大的权力，掌管江淮、荆襄地区的军事与政治大权，可以越过宰相的职权直接行事。张浚则劝告宋孝宗立即北伐，声称如果错失良机，日后便无可挽回。事实上，宋孝宗早在尚为皇子时，就曾主张北伐，而即位后也急于实现这一抱负。在主战派的鼓动下，他不顾宰相史浩的强烈反对，毅然下令北伐。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北伐失败，四万多名宋军阵亡，数年积累的武器、粮草和装备全都落入敌手，南宋失去了主动权，只能选择与金国和谈，割地赔款。张浚这个一心要恢复中原的爱国将领，最终却因为急功近利的北伐，成了误国的罪人。 宋孝宗接手的是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要想再度北伐，既缺乏充足的财力，又没有合适的将领。曾有一位名叫鲁冲的官员在宜兴（今属江苏）任职，他曾透露宜兴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一万五千贯，而地方的支出却高达三万四千多贯。支出的内容包括军饷、中央财政上交款、粮草采购、造船和军器物料等，这一切的费用远远超出了收入，可见当时地方财政的困境。而中央财政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宋高宗时期的财政已经入不敷出，连官员龚茂良都曾提到，尽管朝廷筹集资金，但依然无法弥补亏空。到了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财政赤字达到了六百多万贯。战争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军人的装备、粮草、军饷都需要钱，而当时的南宋财政显然无法支撑一场持久的战争。 自从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和议达成以来，南宋的将领们逐渐脱离了战场，转而从事商业活动，纷纷成为富豪。他们享受着太平盛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甚至对于战争不再关心，只有保命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比如在完颜亮南侵时，宋将王权接到迎敌命令后，竟然抱着姬妾痛哭，不愿离开，三天后才带着满船的金银财宝逃跑。这样只顾自己利益的将领，根本没有战斗的意志。王权甚至没和金人交过手，一路溃逃。而那些曾经有过赫赫战功的名将，多数已经去世，剩下的主战派也仅剩下张浚一人。 时人曾这样评价张浚：浚为人，忠有余而才不足；虽有志，难以用人，且缺乏军事才能。这意味着张浚虽然口口声声要恢复中原，却无力解决实际问题，名声更像是纸上谈兵。富平之战便是张浚北伐的前车之鉴。当时，名将吴玠和曲端都认为不该主动出击，而应采取固守的方式，骚扰敌人，等待时机。但张浚却坚持要和金人决一死战，最终导致宋军惨败，丢失了陕西五路，三名大将更是投降金国。淮西兵变的原因也正是张浚过于固执，不听岳飞的劝告，结果四万宋军向金国投降。宋高宗对此评价道：浚才疏，若让他担任一个地方军事主管也许合适，但若再让他统领大军，必定会坏了国家的大事。

这场北伐虽然出发点是为了恢复中原，但缺乏充分的准备和考虑，结果不仅没有实现目的，反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主战派的理想虽值得称赞，但仓促发动战争，无视实际情况，只会导致错误决策。史浩的稳妥主张更符合实际，尽管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但最终必将为国家带来真正的利益。然而，史浩却因为不迎合皇帝的急功近利，而遭遇了无数误解和批评，甚至被主战派扣上了卖国贼的帽子。战争不是儿戏，隆兴北伐的失败，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