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跟张云逸两人都是广西人，早年间就打过交道。那是抗日战争还没全面爆发的时候，1937年6月，张云逸从延安那边过来，路过香港后直奔桂林，找李宗仁和白崇禧谈合作抗日的事。双方之前有过摩擦，但那时候国家形势紧迫，日本人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大家都明白得先搁置旧账，一起对外。张云逸把情况说清楚，李宗仁那边也同意了，两人就这么敲定了合作的基础。后来李宗仁发了支持抗战的通电，张云逸继续在桂林和广东香港之间跑，督促桂系出兵抗日。没几个月，国共协议把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张云逸还去澳门请叶挺出山当军长。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张云逸当了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带着福建游击队北上皖南。

转到1938年春天，台儿庄战役打响了。李宗仁在徐州指挥部队跟日军干，新四军部队过来帮忙，主要在侧翼搞游击，专门破坏日军的补给线，让日军没法集中兵力猛攻。战役结束后，李宗仁派人送了感谢信过去，张云逸回了话，说这是应该的。台儿庄这一仗，让双方合作更牢靠了。李宗仁看到新四军部队打仗靠谱，不玩虚的，对张云逸的印象就加深了。

新中国成立后，张云逸去了广西负责工作。那时候广西底子薄，经济落后，工业几乎没有，沿海有地方但没像样的港口，东西进出得绕远路，费时费钱。张云逸到处跑，沿海地区转了个遍，挑了几个点规划建港，还亲自去中央汇报，列出方案说明为什么广西需要自己的通道。港口建起来后，货物流通顺了，广西对外联系方便多了，经济慢慢有了起色。张云逸也没闲着，推动建厂，机械钢铁化工一个接一个上马，从挑地方到买设备，他都盯着，确保一步步落实。广西的工业基础就是那几年搭起来的，老百姓日子好过点了，都说这些事办得实惠。

1965年7月，李宗仁从海外回来。那天北京机场，张云逸去接机，两人握了手，简单说了几句。接机的人里有高级将领，但没元帅。李宗仁安顿下来没多久，就提出要去张云逸家走走。张云逸住的地方普通，没什么排场。李宗仁去了，鞠了个躬，说欠了好些年，因为张云逸为广西做的事他都知道。两人聊了抗战时候的合作和后来的事，李宗仁说张云逸一身布衣为老百姓干实事，自己在外漂泊那么久，差别大了。张云逸说大家都是为国家做事，没什么比高低的，现在回来了就好。他们还谈了广西的变化，张云逸讲了建港和工业的事，李宗仁听着认真，问了些细节，对家乡的进步觉得欣慰。走的时候，李宗仁拉着手说有这样的朋友值了，张云逸说以后多来坐坐。

李宗仁回国后，活动不少。先去了东北，看了哈尔滨齐齐哈尔和大庆油田，还逛了松花江，参观长春汽车厂和抚顺鞍山旅大那边的工厂矿山学校。回来后，9月26日在北京开了中外记者招待会，来了好多记者，他讲了自己回国的感受和东北看到的建设情况，说新中国成就超出想象，社会主义制度有优势。招待会规模大，国内外影响不小。1966年1月，又去了广东广西，重游旧地，看了当地变化，受到当地领导接待。整个过程，他没去拜访开国元帅，但专程见了张云逸，这事当时引起注意。两人从抗日合作到新中国重逢，关系跨越几十年，基于广西老乡的情分和过去的交情。张云逸在广西的工作，让李宗仁觉得值得尊敬。

李宗仁回国后，继续参加活动。1965年8月到1966年5月，又去了东北广东广西等地，参观大型工业企业，对新中国工业发展留下深刻印象。整个过程，他保持低调，没插手敏感事宜。1969年1月，李宗仁在北京逝世。张云逸继续在广西和中央工作，推动当地发展，直到1974年11月逝世。两人交情从1937年桂林谈合作开始，到台儿庄战役加深，再到新中国广西建设，李宗仁回国后选择只见张云逸，没见元帅，体现了个人情感和历史渊源。这段事，让人看到历史人物之间复杂却真实的联系，不是简单的政治算计，而是基于共同经历和家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