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堡学研究

【主持人语】

基于卫所武职世袭的基本制度设计，明朝政府发展出一套流程完备、程序繁琐的武职袭替规范。围绕卫所武职承袭行为，依据既有袭替规定，相应也形成一套有关武职袭替且涵盖官方及武职家族的档案文书体系。其中，颁给选过武职的号纸、武职家族为袭替武职而形成的“供状”等，多为武职家族所珍视，或妥善保存原件，或辗转留存抄誊件。如此，在武职家族所代表的民间社会，也形成了一批关乎武职袭替的民间档案。此类民间档案文书存留于家族谱牒中的武职承袭供状最为夥见，从家谱抄誊的武职供状中，可以窥见明代武职袭替制度流变，可以探赜武职家族传承兴替。

吕善长《从承袭供状看明末武职袭替制度》一文，以家谱所载明末武职供状为据，提出“覆结”为武职袭替的重要流程，应袭舍人比试地点至天启年间仍在北京，文官系统至晚明已深度介入武职袭替流程审查等观点，对明代武职世袭制度研究当稍有补益。李峰在《马氏家谱中的明代卫所史料价值略论》中，将在贵阳发现的两种《马氏家谱》进行对照，发现家谱所见明代卫所史料有重要研究价值：其抄誊袭替供状形成的文书为研究明代卫所武职承袭提供了典型案例，其对武职及其家族成员履历的记载对研究武职家族在地化发展有参考意义，同时也是研究地方历史与明末政治的重要借鉴。

(本期栏目主持人：孟凡松)

从承袭供状看明末武职袭替制度

吕善长

(安顺学院贵州省屯堡文化研究中心，贵州 安顺 561000)

摘 要：明代卫所武职家族流传下来的承袭供状史料为我们了解明末卫所武官袭替流程和变迁提供了可能。通过对承袭供状的初步研究，可发现：卫所武职袭替流程远比明会典记载的要繁复；为避免诈冒，“覆结”成为武职袭替的一个重要流程；卫经历司、地方上的府及布、按二司等文职官员深度介入武职世袭程序核查之中；应袭舍人比试地点直到天启年间仍在北京进行；对应袭舍人的承袭资格审查也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区别。另外，对供状史料的解读，必须结合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才有可能得出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明末；卫所武职；供状；袭替制度；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507（2023）03-0001-06

关于明代卫所武官袭替制度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于志嘉先生就在《明代军户世袭制度》一书中利用武职选簿用专章对武官的世袭进行初步研究。而梁志胜先生五十余万字的《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专著无疑将明代卫所制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梁先生以《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的选簿、明会典、实录等官方档案及正史资料，加上文集、方志等史料，“首次对明代卫所武官的来源与武官集团的形成、武官世袭的袭替原则、优给优养、借职、比试、武选等制度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厘清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流变，进而对武官世袭制度发展的后果及其影响做了客观的论述，从而把明代卫所制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1]128

因现流行的《大明会典》编纂于明万历四年(1576年)，而《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中的选簿编造于隆庆年间(1567-1572年)，万历二十二年(1576年)做过整理与补修。[1]127因此，梁先生所研究的明代武官世袭制度为万历中期以前的制度，严格来说，极少涉及明末卫所武职世袭制度的流变。笔者在田野考察中有幸搜集到明代武职家族流传下来的有关明末卫所武官承袭供状史料，这些保存较为完整的承袭供状为我们了解明末武职袭替流程、变迁提供了可能，可有效补充梁先生大作中有关明末武职世袭制度研究之缺憾。

一、袭替流程

梁先生在其氏著中用专章讲述了武职袭替的过程“就是武官应袭舍人首先要经过所在都司卫所的初步查勘，以确认其身份资格。然后所在卫所出具证明，由‘当该卫所正官保结呈送’到中央参加武选。”[2]325对于地方保送，“应袭舍人首先要向所在卫所提出袭替武职的申请，并要证明本人是合法的武职继承人。申请应包括有‘亲供’和‘宗图’两部分……卫所掌印官员要根据本卫所所掌握的有关档案资料，并参考应袭舍人的邻居、亲族等人出具的身份证明书‘甘结’，以查勘申请者的袭替资格。经查验属实后，卫所掌印官员出具证明书‘保结’，起送应袭舍人到中央兵部袭替。”[2]326梁先生的引证大抵不差，笔者搜集的供状资料证明，在明末武职官员承袭的具体实践中，程序比梁先生所论述的要复杂繁琐。

如《赤水卫应袭舍人王钺袭职供状史料》中除了上述的亲供、宗图及邻居、亲族、收生婆的“甘结”及卫所掌印官员“保结”外，还要有卫所指挥、千百户“保勘委官”的个人保结，卫学、卫经历司的结状以及委官和卫所的“覆结”等。“贵州都指挥使司呈”文中提到王钺袭职流程：

……结关到卫，尤恐不的，又经会同原委官员覆查相同，果无别碍，具结连人保送到司。中间恐有诈冒，就经驳行该卫所重覆查勘去后，取具该卫所掌印保勘官吏申旧例革宿弊等事，不致妄保，如虚，甘当揭黄重罪。结状前来，移准布、按二司，转行永赤厅，核实无碍。及准提学道手本，考得本舍默写《武经七书》一篇，各缘由到司。准此，今据前因，该本司看得：赤水卫后所应袭舍人王钺承袭祖职一节，既据该卫所重覆查勘无碍，又经布、按二司转行永赤厅核实，及提学道考试，各明确。又该本司遵例较阅得本舍马上中三箭，步下中二箭，相应呈请，候详允日，将本舍列为中等，给文起送，赴部承袭缘由。[3]123-124

赤水卫将应袭舍人承袭文册报送到都司后，贵州都司又将袭替保结文册移交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审核，三司审查后再返回给管理永宁卫和赤水卫民事机构永赤厅①核实，无误后贵州最高教育长官主持应袭舍人考试，默写《武经七书》过关后，都司进行武考，评定等次后再连人和承袭文册起送到兵部袭职。

二、文职官员深度介入武官世袭程序核查

随着卫所官员在保送应袭舍人袭替中徇私枉法、朦胧保送等弊端的大量出现，明廷就利用拥有监察文武百官大权的各地巡抚、巡按来监督地方卫所的武选工作。梁先生在“抚按审验”中有专节的论述。可知从嘉靖时期开始，抚按审验成为地方保送武官袭替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抚按的意见成为武职袭替的最高“权威”，在此不再赘述。但梁先生因未经眼完整的承袭供状，对省级布、按二司和提学道②参与武职袭替审核未提及，且认为地方上仍是卫所各级掌印武官负责应袭舍人的保结。从赤水卫王钺袭职供状中的“贵州都指挥使司呈”文可看到，在地方上和卫级别等同的永赤厅文官③也负责武职袭替的监督审核。同样，云南越州卫告袭舍人何俊的袭职供状史料《越州卫指挥使司结状》中“云南都司越州卫指挥使司为袭职事。奉本都司信票，准云南布政使司分守临元道咨。蒙巡抚云右副都御使吴批……遵例于崇祯十四年九月内具状(少六字，疑作‘由本卫申详本’)道告袭，准批广西府移卫，照例委官察勘。”[4]④此越州卫指挥使司的结状表明，武职袭替必须经云南布政使司分守临元道和与越州卫平行的广西府文官的审验。《直隶抚宁卫指挥使司造送袭职舍人魏光祖文册》中《直隶抚宁卫指挥使司呈》中亦有“告舍魏光祖……具状告赴本卫，申详山海关内道，批行永平府票，仰本卫察明，具保勘供结，申送本府，呈详本道，转详巡按顺天等处监察张御史。”[5]127上抚宁卫指挥使司的呈文也可明确看出，武职袭替须经山海关内道和永平府等文职官员的审勘。可见，卫所武职袭替的审验，除了巡按大员的最高权威把关外，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也要审核，地方上与卫平级的府等文官系统也负责对武职袭替的勘验。

除此之外，卫所中的文职系统经历司也深度介入武职的袭替。在明末，对应袭舍人袭替把关也是卫经历司的重要职能。关于卫所经历司的研究成果较少，张斌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明代卫所经历司与经历研究》对卫经历司做了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他认为卫所经历司主要职能“是负责各自衙署之内的文书行移，以使衙门公文上传下达，维持国家机器有效运行”外，“还具有管理卫所人口、卫所钱粮、监察检举和司法刑狱等一系列职能”，其他还包括“诸如巡防城池、救济灾民、发展卫学等职责”。[6]关于经历司负责各自衙署文书行移，使衙门公文上传下达的职能，在《赤水卫应袭舍人王钺袭职供状史料》中有所体现：如“赤水卫后千户所结状”“赤水卫儒学结状”“赤水卫后千户所覆结”等结尾都有“司历”字样。[3]120-122虽说后人抄誊时“司历”缺姓名，但可想见当时司历在结状上要么盖个人签名章或画押。而“贵州都指挥使司呈”的结尾署名，除了署都指挥佥事吴荩臣外，还有都司经历李时秀和令吏陈起凤。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武职袭替时必须有卫经历司的保结。如“赤水卫经历司结状”，结尾卫经历和司吏都经手签章或画押。在普安卫李显名承袭供状史料中，同样也保存有“卫经历司执结”，并有经历杨桢的签名。[7]16这些史料充分说明崇祯时期，卫所武职袭替必须受到卫经历司这一文官系统的审查监督。审验武职袭替资格也是卫经历司的一项主要职责和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这对研究相对薄弱的卫经历司来说，不失为一重要补充。

三、覆结是必要的程序

“覆结”的“覆”，原意有审察、查核的意思，如覆察、覆核、覆问、覆勘、覆算、覆案、覆实等名词；“覆”也同“复”，有重复、再一次的意思。从发现的袭职供状史料中，除一般常见的卫所各级长官的保结外，“覆结”也是必要的流程。如赤水卫王钺袭职史料《贵州都指挥使司呈》中“中间恐有诈冒，就经驳行该卫所重覆查勘去后”“赤水卫后所应袭舍人王钺承袭祖职一节，既据该卫所重覆查勘无碍”，也就是在应袭舍人保结到卫指挥使司，卫打回去进行覆结；卫指挥使司将应袭舍人袭替文册送到都指挥使司后，都司又将袭替文册返回给卫指挥使司进行覆结。反复“覆结”为的是防止“诈冒”，这说明了武职袭替中长期存在“冒滥”等宿弊。为防止卫所各级官员徇私，“扶同妄保”，才在保结中不厌其烦地重复保结查勘。同样，在越州卫何俊的袭职供状史料“越州卫指挥使司保结书”中也有体现：

云南都司越州卫指挥使司为袭职事……委官覆具供结，作速起送赴司，以凭转呈施行。等因。奉此，依奉(少六字，疑作“严催袭职，本舍”)速具覆结、亲供起送转文外，案照先奉本司札付。[4]

赤水卫王钺的袭职供状史料中，保存下来的供状资料较为完整，能看到的覆结有“赤水卫保勘委官百户冠带陈尧天覆结”“赤水卫后千户所覆结”“贵州都司保勘委官赤水卫指挥使许大绶覆结”“赤水卫指挥使司覆结”等。[3]121-122另外，普安卫李显名承袭供状中也保留下来完整的“普安卫保勘指挥佥事刘尔清覆结” [7]17。

四、比试地点的再探讨

对于武职袭替官舍比试地点，梁志胜先生据明会典、明实录和武职选簿进行专题解读。梁先生认为，为减轻武官赴京的辛苦和负担，早在正统十二年(1447年)就令云南都司所属武官不必赴京比试，由云南守备官负责，在当地比试。直到万历元年(1573年)朝廷题准除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辽东照旧仍在北京比试外，在南京的各卫所听南京兵部，由南京中军都督府主持比试；在云南等十省及南直隶卫所，由当地巡按御史公同该都司及各该守巡道官员比试。然后将比试结果造册送缴兵部查考。[2]302梁先生依据的是《大明会典》，也在选簿中找出相关印证案例。然而，笔者所见到的武职袭替供状与此却大不同。

贵州都司与云南都司同属于右军都督府，按明会典，万历元年(1573年)后，应袭舍人例应“在云南等十省及南直隶卫所，由当地巡按御史公同该都司及各该守巡道官员比试。”但发现的供状却为：

伯父李国忠，系朝尊嫡长亲男，告蒙本卫保勘明白，起送贵州都司，倒文呈送右府，蒙送兵部，查黄明白。于万历八年四月十六日，在安定门外大教场内，与广东兼(廉)州卫左所副千户陈允階作对比试，得中双收，蒙钦准袭职，仍袭本卫世袭实授指挥同知职事……堂兄李枝荣，系国忠嫡长亲男。于三十三年六月内告蒙本卫保送贵州都司，倒文呈送右府，蒙送兵部，查黄明白。于安定门外大教场内作对比试，合式中收。蒙本部官引于奉天门奏，钦准袭职，仍袭本卫世袭实[授]指挥同知职事，回卫到任管事。 [7]14-15

乌撒卫应袭舍人李枝茂伯父李国忠和堂兄李枝荣分别于万历八年(1580年)四月十六日和三十三年(1605年)六月赴京在安定门外大校场内作对比试。再看看赤水卫王钺供状：

九世祖父王大勋系嫡长男，告蒙卫所保送都司，呈送府、部。三十三年十月内蒙钦差内官同五府、锦衣卫等官引于安定门外大教场内，与同大宁都司保定中卫左所实授百户崔诏作对，比中双收，本月二十七日蒙钦准冠带，袭授本卫所世袭副千户职事。 [3]118

王钺祖父王大勋同样是万历元年以后的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月在北京安定门外大校场比试。即使在天启年间，湖广都司武职仍要赴京比试。如：

廷弼系父承爵与嫡母曹氏于万历庚寅年六月十四日辰时所生嫡长亲男，亦系祖崇文嫡长亲孙。于天启二年二月内本卫保送赴京。本年六月十六日蒙钦差内官同五军都督府并锦衣、兵科给事等官于安定门外大教场内与同在京腾骧右卫指挥使宋光祖比中双收。 [8]

铜鼓卫应袭指挥使刘廷弼于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十六日在安定门外大校场内作对比试。再来看看距京最为遥远且较为特殊的云南都司是否真正免于赴京比试：

七世祖何国器告蒙保送府部袭比，万历五年六月内，蒙引于安定门大教场内与同湖广行都司长宁守御千户所张益比试，得中，给凭回还……八世父何东凤，系祖长男，告蒙保送府部。万历四十年四月内袭比，蒙引于安定门大教场内，与同陕西宁夏卫百户吕继望对比，双中。蒙部官引奏，钦准替授正千户职事，给凭回所。[4]

越州卫应袭舍人何俊祖何国器、父何东凤分别于万历五年(1577年)六月、四十年(1612年)四月在北京安定门大校场内作对比试，得中后袭职到任。

以上史料充分证明，万历元年(1573年)题准的距京师遥远的卫所武职袭替免赴京比试只是具文，并未得到落实，即使最为边荒的云南都司在万历年间(1573-1620年)仍要远赴北京比试。边远卫所免于赴京比试的情况到了明末崇祯时期有了转机，终于得以实现。如：王钺袭职供状中“又该本司遵例较阅得本舍马上中三箭，步下中二箭，相应呈请，候详允日，将本舍列为中等，给文起送，赴部承袭缘由。”[3]124贵州都司直接按相关规定对应袭舍人进行弓马比试，并定等次。同样，在越州卫何俊供状史料中也有：“(少四字，系‘缴。奉此，又’)蒙巡按凃处蒙批：何俊子袭父职，既驳勘无碍，准移都司，阅射起送。”[4]云南巡抚、巡按的批示“准移都司，阅射起送”，即《大明会典》规定的“类送御史，公同该都司及各该守巡道比试，中式者列为等第，即填原给号纸，用印钤盖，准其开俸，造册缴部查考”。[9]卷121《兵部四﹒铨选四﹒官舍比试》1740可见，万历元年(1573年)的规定，像云南、贵州这些距离京师遥远的卫所武职袭替比试在当地都司进行直到崇祯年间(1627-1644年)才真正落实。

五、对应袭舍人的要求

《大明会典》载“凡袭职替职，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军官亡故、年老、征伤须以嫡长儿男承袭替职，或嫡长男早丧及笃疾、残疾，则嫡孙袭替。如无嫡子嫡孙，则庶长子袭替；若嫡庶子孙俱无，方许弟侄袭替。其应合承继弟男子侄，务要曾经操练，弓马熟闲，并当该卫所正官保结呈送。”[9]卷120《兵部三﹒铨选三﹒武职袭职》1723明代武职袭替基本坚持这一规定，即使在明末崇祯时期(1627-1644年)的武职袭职供状中，强调应袭舍人必须为故绝武官的嫡庶子孙或弟侄，不系乞养或诈冒，并要求年力精壮，身体健康，这是对应袭舍人最基本的要求。为保证应袭舍人不系诈冒，必须要有接生婆(收洗知见妇)和邻右甘结。对应袭舍人的要求，北方卫所的武职袭替供状与西南云贵等地相比，要简练的多。如现见到最为简短的《辽东都司广宁卫指挥同知宋弘宗承袭供状》中“今辈宋弘宗系宋元功亲侄，今告承袭”。⑤同样，直隶沈阳中屯卫左千户所何廷仕供状也仅“廷仕，系伯兄何廷立一胞亲枝伯弟，有祖何隆与伯祖何凤一父母所生亲弟；父何世忠，系何隆嫡长亲男，例应袭职，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六月内，告蒙本卫所保送。”⑥《直隶抚宁卫指挥使司造送袭职舍人魏光祖文册》也仅为“告舍魏光祖，系一父母所生亲弟，见今年力精壮，应合承袭”。[5]127上《丁氏历世袭职册》中丁自珍袭职供状相对较为详细“自珍的系丁绍胤正妻张氏于万历四十年八月初八日卯时所生嫡长亲男，不系乞养、异姓、疏傍之子，身家亦无公私过犯、违碍情弊，年力精壮，弓马闲熟，应该承袭。”[10]卷十《艺文》丁氏供状明确指出是嫡长亲男，年力精壮，弓马娴熟等基本条件，还交代“身家亦无公私过犯、违碍情弊”。

而贵州卫所应袭舍人袭替时供状就显得更详细复杂。如普安卫李显名承袭供状中“显名系已故百户李维裕堂侄、阵亡百户李显仁堂弟，实系未袭已故舍人李维城同正妻王氏于万历三十二年八月初二日卯时所生嫡亲长男，见年三十五岁，年力少壮，身无过疾，送学习礼，操演弓马，不系乞养异姓之子，户无争职之人，应该接袭祖职。”[7]15-16乌撒卫指挥同知李枝茂承袭供状也提到“前职应该长房伯叔已故李国臣同正妻刘氏所生嫡长亲男李枝茂承袭，现年三十岁，自幼读书习礼，操演弓马，并无公私过犯，不系乞养异姓之子，户无争职之人，应该承袭祖职。”[7]15都提到不但操演弓马，还“读书习礼”。而赤水卫王钺供状就更详尽“应袭王钺系父王安鼎存日同母正妻李氏所生嫡长亲男、大勋嫡长孙，不系乞异之子，户无争职之人。自幼在学读书习礼、操演弓马，身无过疾，亦无被人告讦、照提未结等弊，应该承袭祖职。”[3]118王钺供状中“身无过疾，亦无被人告讦、照提未结等弊”即所谓的“公私过犯”。《大明会典》对为事官舍承袭有专门规定，“景泰五年，令犯窃盗、掏摸、抢夺，盗官畜产者问罪如律，仍革职，发原籍为民，听应袭者袭。”“(成化)二十二年，令逃官不知去向，三年准袭，无子准借。被告脱逃，该徒以上问革为民者，至六十，乃许袭。弘治七年，令强盗自首免死及犯充军，遇蒙恩宥者各革职，发原籍为民，仍候身终，许令次房无碍子孙保送袭职。”[9]卷120《兵部三﹒铨选三﹒武职袭替》1726后来对武职官舍犯罪袭替规定更加严格具体。如“凡犯罪降袭：弘治四年令，军官犯强盗窝主、不分赃及不行者，袭职降一等。九年令，应袭舍人犯劫盗者，弟侄照祖职降一级承袭，该优给者依此例。正德十年令，调卫不赴任十年之上病故者，子孙袭职降二级(万历十二年题，改降一级)。嘉靖十年题准，军职犯该强盗、问招未明身故者，应袭之人查照祖职上减袭一级。十一年议准，军职犯侵盗边方钱粮永远充军者，但系洪熙元年以后升职子孙，不准袭；若系洪武、永乐年间有功人子孙，不分监故、发遣、遇革、免赃，除本犯子孙不准袭，许各卫所将有功人大次房无碍子孙及备抄原犯招由，连人保送赴部查议，于祖职上量降一级，不待本犯身终承袭；如无次房，即行停革。十五年题准，武职有犯知强盗后分赃未拟充军者子孙袭职或优给，俱于应袭职事查降三级。又例，军职失机误事罢职、发边远充军、遇宥蒙特恩降级者，身终年老之日止许袭替所降职事，带俸差操，不得复还祖职。凡舍人犯宿娼及和娶乐人为妻妾者，问罪附过，候承袭之日降一级、调边卫”。[9]卷120《兵部三﹒铨选三﹒武职袭替》1727-1728因武职官舍这些公私过犯，轻则影响本人的俸禄或承袭级别，重者则永远失去袭职的资格。“正德十四年，令内外问刑衙门，凡应袭舍人犯行止有亏，败伦伤化，例应革职为民者，备行本都司、卫所，转行兵部查照，不许保送袭替，仍别举应袭之人，违者以枉法论。” [9]卷120《兵部三﹒铨选三﹒武职袭替》1734都司、卫所保举违法犯罪革职为民者袭替，保结人要承担严重后果，“以枉法论”，轻者“住俸”、降职，重者“揭黄”。因此，贵州抚按等大员在应袭舍人承袭供状中特以明确，也是审查的重要内容。对承袭供状中舍人的资格要求，不同都司会结合本地实际而有不同的规定。如云南都司越州卫何俊承袭供状“今保舍人何俊，年力少壮，的系已故正千户何东凤同妻胡氏(少八字，应是‘存日在任所生次男’)，何伟胞弟，不系乞异奸生之子，族无争职之人，亦无奸盗赌博及犯堂冒功等(少五字，疑作‘项违碍一切’)弊例。应该子袭父职。”[4]与其他供状不同的是，明确提到“亦无奸盗赌博及犯堂冒功等项违碍一切弊例”。“奸盗”为《大明律》和《大明会典》明确规定的犯罪，影响应袭舍人的袭职资格。“犯堂”也是武职袭替中常见现象，《大明会典》规定犯堂者不得袭，梁先生在专著中有专节论述。但“赌博”和“冒功”二项，《大明会典》在武职的袭替中并未有明确规定，仅提到“他如犯罪、冒功之类皆有减革”，[9]卷120《兵部三﹒铨选三﹒武职袭替》1723但至少可以说明，武职官舍的奸盗、赌博、冒功等行为在明末云南卫所中较为普遍，引起云南抚按大员的高度重视，并作为卫所武职袭替程序中对应袭舍人查勘的重点。

六、关于千户所保结人为应袭舍人的解读

按明朝规定，武职袭替时应袭舍人向所在卫所提出袭替申请，卫所掌印官查验相关档案资料及相应“甘结”属实后，出具“保结”。一般说来，即使卫或所掌印官身故后其子弟承袭，卫所保结人不可能为应袭舍人，因为不允许自己为其本人保结。如越州卫左所应袭正千户何俊袭职供状中“一保勘官：本所委官副千户宋宏儒，掌印所镇抚魏尚忠；本卫委官指挥同知张烜，掌印指挥同知胡觐元。”[4]何俊应袭越州卫左所正千户，左所的保勘人为本所委官副千户宋宏儒和掌印所镇抚魏尚忠。但在赤水卫王钺供状中却发现赤水卫后千户所的保结和覆结的保结人即后千户所的长官署名都是“署所事副千户冠带应袭王钺”。[3]120，122这就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应袭舍人还未袭职就以后千户所长官身份为自己袭职作保结的现象。想对这一令人费解的史料进行合理的解读，只有结合当时的史实才有可能。赤水卫紧邻四川永宁宣抚司，天启元年(1621年)，永宁宣抚司奢崇明父子率先反叛，天启二年(1622年)，水西宣慰司安位叔父安邦彦趁机响应，史称“奢安之乱”。赤水、毕节、永宁等卫首当其冲，成为叛军屠毁的首要目标。王钺供状史料中多次提到“至天启二年内被水蔺安奢二酋叛攻卫城，(祖王大勋)与贼对敌阵亡……祖职应该长男王安鼎承袭，亦罹贼困，同勋阵亡。”[3]118赤水卫城在天启二年(1622年)被水蔺奢安叛军攻破，时任赤水卫后千户所副千户的王大勋战死，其子应袭舍人王安鼎也罹难。从中可知，赤水卫在奢安之乱中惨遭屠焚，卫所官兵死亡殆尽。王钺“已于天启四年内具呈本卫，详蒙毕节监军道郑参政转详两院批允，蒙给冠带札给，招集残军，随赤毕许总督军前报效，领兵杀贼。崇祯二年三月，复修摩尼所城；五月，复修赤水卫城。水西安邦彦攻犯永宁，奉调应授(援)。本年八月初三、初九、初十等日，于蓝家坝、红土川等处斩首级三颗，解验，纪叙在卷，蒙给功票。”[3]118-119因战事仍在继续，王钺在天启四年(1624年)向赤水卫申请承袭副千户，经毕节监军道郑参政转详贵州抚按两院批准，“蒙给冠带札给”，即授予官员身份，可能即为署名的“署所事副千户冠带”，让他收集残军，报效杀敌。因赤水卫各所官员大部分战死，甚至全家老小被屠杀或焚死，王钺作为应袭舍人就代理后千户所事，成了后千户所可能唯一的“千户”，而赤水卫百户官员的保结人也是“百户冠带应袭陈尧天”。可见，赤水卫经过奢安之乱，卫所官军损失极大，导致千百户级别的官员断层，只能以为数极少逃出生天的应袭舍人代理千百户所事。才会有应袭舍人王钺袭职时千户所保结人为其本身这一特殊罕见事像的出现。

结 语

部分保存下来明代武职家族的家谱或族谱中的武职袭替供状对武职选簿和《大明会典》等史料是有益的补充，对深化武职选簿和卫所研究，特别是对明末武官袭替制度的演变等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通过对武职袭替供状的初步研究，可看出明末为了防止武职袭替过程中应袭舍人的诈冒，武职袭替流程要比《大明会典》所载复杂得多，卫经历司、布按二司及地方府(厅)等文职官员都深度介入武职袭替程序之中，“覆结”也成为武官承袭的必要流程。《大明会典》记载的万历元年题准距京师遥远的西南边疆卫所武职官舍免于在京比试的谕旨直到崇祯年间才得以落实，对应袭舍人的袭替资格要求也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区别。

注 释：

①“永赤厅”文献多未记载，疑是权宜应变的临时性机构。一般学者认为，“厅”是清代才有的地方性行政管理单位，在清代康熙年间才正式设置，乾隆时期大量出现。日本学者真水康树在《清代“直隶厅”与“散厅”的“定制”化及其明代起源》一文中认为清代“厅”起源“其意义还是归于四川的叙永厅。”他根据康熙《叙永厅志》的记载，天启初年(天启辛酉)当地土官奢崇明叛乱，明廷讨平后改土为叙永厅，设同知一员。清王朝因袭之。并说“把‘同知的派遣’称之为‘厅’，此现象不是清代的独创，而是在明末时期具有起源的。”(真水康树：《清代“直隶厅”与“散厅”的“定制”化及其明代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三期，102页)此说认为清代厅起源于明代而因袭之，后变为“定制”，很有见地；但认为起源于天启辛酉(1621年)设立的叙永厅，就值得商榷。胡恒在《厅制起源及其在清代的演变》中对“厅”进行溯源和深入研究，认为早在明嘉靖时期甘肃边卫就出现了“抚民厅”等建制。见《文史》2013第二辑，253-287页。金如委认为“政区‘厅’萌芽于明代，正式出现并兴盛于清代，消亡于民国初期。”明代行政区划体系中有省、府、州、县，没有“厅”，但府、州、县的长官都有佐贰官，“明代知府的佐贰官为同知、通判。随着知府佐贰官同知、通判的演变，政区‘厅’应运而生。”从明代中期开始，随着民族矛盾、社会矛盾激化，明廷为了有效管控卫所所辖土司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就派府的佐贰官同知或州的佐贰官通判管理相关地方。“伴随着同知通判分管某地，州县、卫所、土司地区均出现了地域‘厅’。”并指出，早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明廷就设置岷州同知驻于岷州卫境内，史称“岷州抚民厅”。(《清代政区“厅”探析》，《历史教学》2018年第16期，20页)可见，真水康树解读“厅”的起源不确。“永赤厅”这一说法也非孤证，《崇祯长编》天启七年九月壬辰条载“故贵阳府永赤同知王昌荫男监生世骏疏称：‘奢寅踞永宁州时，昌荫血书三揭，缴印誓死，北拜自缢。奢寅火焚其尸，孙居易、居恒，女瑞英及家丁王贵、朱氏等十三人同日被戮。乞照何廷魁、高邦佐、张振德、徐朝纲例赐恤。’章下所司”。(《崇祯长编》卷二(上)页0042-0043)据此实录记载，永赤同知为贵阳府知府的佐贰官，驻地当为永宁卫，永赤同知王昌荫死于天启初年的奢安之乱，可知，永赤厅的设置很可能和叙永厅一样，始于天启辛酉即天启元年(1621年)的奢崇明父子叛乱之时。

②提学道在明代由按察使司副使或佥事担任。见(明)王耒贤，许一德纂修万历《贵州通志》卷二“省志·秩官”第30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③明代地方实行府卫平行的两套系统，省一级的布政使司管行政，都指挥使司管理军事；地方上府管理行政，卫负责军事。据《明史》志第五十一《职官四》“府：知府一人，正四品；同知，正五品”。

④括号内的字为何氏第十一世孙何源的补语。

⑤2020年度贵州省高校社科基地项目结题成果《明代武职袭替供状史料辑录》(未刊)“辽东都司广宁卫指挥同知宋弘宗承袭供状”，第63页。

⑥同上，“直隶沈阳中屯卫左千户所何廷仕供状”，第58页。

参考文献：

[1]陈梧桐.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的丰硕成果[J].唐都学刊,2013(4).

[2]梁志胜.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吕善长,孟凡松.赤水卫应袭舍人王钺袭职供状史料[J].贵州文史丛刊,2021(1).

[4]何暄.(乾隆)何氏家谱[Z]卷三.手抄本.

[5]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壬编(二)[M].1967.铅印本.

[6]张斌.明代卫所经历司与经历研究[D].上海:上海大学,2021:45-54.

[7]吕善长.明代贵州卫所武职承袭供状三则[J].安顺学院学报,2020(4).

[8]刘树.续修刘氏家谱(燕山堂):卷一《恩纶世袭》“刘廷弼袭职供状”[M].光绪三十年(1904)刻本.

[9]李东阳,申时行,等.大明会典[M].扬州:广陵书社,2007.

[10]张澍.凉州府志备考[M].周鹏飞,段宪文,点校.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792.

On the System of Succession of Military officer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heritance Confessions

LYU Shanchang

(Anshun University GuizhouTunpu Culture Center,Anshun 561000,Guizhou,China)

Abstract：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inheritance confession passed down from the Ming Dynasty's Wei-suo military family provide us with the possi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and changes of the succession of Wei-suo military official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rough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confession of success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process of succession of military officials in the Wei Institute is much more complex than recorded in the Ming Dynasty's Huidian; In order to avoid fraud, “fuji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rocess in the succession of military officials; Civilian officials are deeply involved in the verification of military officials’ hereditary procedures; The location of the successor competition was still held in Beijing until the Tianqi period; The examination of inheritance qualifications for the corresponding inheritors also varies depending on the region. In additi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confession must be combined with the loc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at that time in order to obtain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Key words：End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officers, the confession of succession, Succession system, study

收稿日期：2023-03-25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项目“明代卫所武职袭替供状史料辑录”(2020JD038)；贵州省2021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明代卫所屯堡与贵州建省研究”(21GZZB27)。

作者简介：吕善长(1981— )，男，河南邓州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历史文化、思政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