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农民起义的发生，首先必须从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矛盾出发，那就是土地问题。古代的社会结构中，土地的拥有权直接决定了财富的积累，而这种土地的集中，渐渐让少数大地主握有了几乎所有的土地资源。与此同时，广大的农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土地被夺走，生活日益困顿。土地日益集中后，农民们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分化成了两种：一部分人不得不流离失所，沦为游民，漂泊在四方，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另一部分人则被迫成为佃户，投身于地主的田地，接受剥削，按期交纳租子。对于这些农民来说，土地的丧失意味着他们的一切，生存的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选择屈从于地主，但这并非意味着他们可以安稳生活。

游民的存在对社会本就构成威胁，而佃户的生活条件常常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他们随时面临着饥荒、自然灾害或是王朝加重税负的威胁。每当一场灾难降临，或者封建政府的税收政策进一步加重，农民几乎无力抵抗，不得不依靠起义来寻求生存。因此，土地兼并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最终推动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每一个新兴王朝都意识到这一点，因此都会在成立初期采取一定的措施，以遏制土地兼并现象的蔓延。然而，由于新王朝通常都是在旧王朝的废墟上建立，原本的土地分配体制在长期战乱中已经严重破坏。以隋朝为例，它建立在北周的基础上，北周实行均田制，土地分配相对公平，政府控制了大量土地并定期分配给农民，这样土地兼并现象较为轻微。再如明朝，建立时正值元朝末期的乱世，战乱使得原有的土地制度几乎荡然无存，因此，明朝初期几乎没有土地兼并问题。 然而，宋朝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在统一南方的过程中，宋朝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南方许多小政权几乎是望风而来，归顺于宋朝。这种相对平稳的过渡，也导致了南方土地集中现象的加剧。而在北方，宋朝初期爆发的几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正是以四川地区为主。四川，这片土地在唐朝末期远离了战争的中心，经过五代十国时期的动荡，四川相对安稳，未曾经历太大的破坏。即使在后来的宋朝征服后蜀，几乎没有什么阻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其纳入麾下。正因为如此，四川的土地兼并问题在宋朝初期已经显得尤为严重。 四川的特殊性，不止于此。首先，当地的农业生产模式相当落后，与其他地区相比，土地兼并的程度更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极为残酷，甚至达到了将农民视作奴隶的地步。其次，宋朝政府的政策也未曾采取有效措施来遏制土地兼并，反而在太祖时期提倡藏富于民的思想，这让大量的财富和土地积聚到少数地主手中。而宋朝的两税制，理论上是让地主纳税，但实际上地主们往往以各种手段逃避税务，根本没有真正履行应尽的纳税义务，导致土地兼并愈发严重。同时，宋朝入川后，不仅大肆掠夺四川的财物，甚至控制了当地的贸易，进一步压榨自耕农和小商人的生计。这种双重压迫——既没有有效控制土地兼并，又对地方经济进行剥削，最终让农民的生存空间变得愈发狭窄。 因此，四川一带的土地兼并和剥削问题，促使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成为了北宋成立后，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缩影。在宋朝建立三十年后，经过长期的不公与压迫，农民的反抗终于爆发，成为历史不可避免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