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万珍贵文物流入法国，这些国宝级文物经历了怎样的浩劫？
如今的法国，收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文物，卢浮宫等大型博物馆俨然已经成为世界级的艺术殿堂，但其中的中国文物数量之巨令人瞠目结舌，部分中国文物的来源也是法国人一直想要规避的问题。
事实上，流入法国的中国文物总量已经达到了260万件，它们要么是法国文物爱好者从海外淘来的，要么是唯利是图的商人和探险家们巧取豪夺而来，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时，法国人更是掳走了大量的国宝级文物。这些文物经历了什么？又见证了怎样的历史故事呢？
敦煌遗书是指20世纪初在敦煌地区发现的一批珍贵历史文献，其中包括了用藏文，汉文等多种语言撰写的经卷，精美的画册文本以及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等文书古籍等，这些文本时间跨度大，记录内容丰富，被称为古代中国及中亚地区的百科全书。今天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就保存着数千卷敦煌遗书，堪称敦煌遗书中的精华部分。这批敦煌遗书是被谁发现的？又是谁将它们运往法国？
1899年，道士王圆箓来到敦煌莫高窟。次年他在游历敦煌期间偶然间发现了收藏有数万卷珍贵古籍的藏经洞，此后王道士就成为了莫高窟的掌门人，藏经洞的钥匙也一直保存在他手中。来到敦煌的王道士萌生了重塑莫高窟的想法，为此他参与修葺了九层楼等历史建筑，但重塑莫高窟需要大笔的金钱，一贫如洗的王道士后来想到藏经洞中的经书可以用于交易，于是他带着几卷经书找到了当地的士绅官员，哪知这些读书人并不买账，在他们眼里这些破旧的经卷分文不值，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灰心的王道士眼见这些士绅不识货，便断了出手经卷的想法。
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在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第二次来到中国甘肃新疆地区进行考察。这片地区有着众多中亚文明遗址，因此他认定这里是绝佳的考古地点。1907年3月，斯坦因和随从们到达敦煌县城，在这里他听说了藏经洞的消息，于是他马不停蹄地赶往莫高窟。斯坦因采用哄骗的方式说明了自己的来历和到访的目的，成功地和王道士达成了交易，用40块马蹄银买走了整整29箱文物，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汉文文本和绢画，这批敦煌遗物后来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密室。斯坦因和王道士的交易为法国人的探宝奠定了基础。
法国人伯希和来到新疆已经是一年之后了。1908年伯希和取得了中国护照，并被允许在乌鲁木齐进行考察工作，期间他听到了中国官员谈论起藏经洞，随即动身前往敦煌。一行人到达莫高窟时王道士正好外出，于是伯希和便决定首先考察附近洞窟，他给每个洞口都做了编号，拍摄了大量精美的彩塑壁画照片，这些黑白照片后来又被整理成册在法国出版。1908年3月3日，伯希和从王道士手中接过了藏经洞的钥匙，当他进入洞窟的那一刻，他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不算大的石室里堆满了纸张，木板夹着经卷堆成了小山。他随即决定对洞中的所有文本进行一番考察，挑选出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全部带走。
伯希和在翻阅文献时将洞中的文本分成两类，一类是注明了日期的汉文文本和有名有姓的藏文经卷，这些都是他想方设法要带走的，另一类则是普通零散的一些文献，这些是他实在争取不到选择放弃的部分。在接下来的三个多星期内，伯希和以超乎常人的速度翻阅了所有的文卷。在日记里，他记录了每天的收获，他翻阅的纸片里有些是论语的一部分，有些是唐朝武则天时期官方督造的经藏，还有些是柳公权等名人抄写的经文，有些失传的著作在这里也被他寻得。据统计他在近一个月内翻阅了近两万卷文本，而他精心挑选带走的文本达到六千多件，其中就包括唐代刺绣佛经《佛说斋法清净经》和《阿弥陀西方净土变图》等国宝级文物。最终他以五百两白银完成了交易。
事实上伯希和自幼便展现出异于常人的语言天赋，30岁的他已经掌握了包括汉文在内的多种语言。这让他有能力从数万卷文本中寻找出有价值的部分，而斯坦因因为不懂汉文没有带走的大量精品文献也被他悉数带走。直到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发表有关敦煌考古成果的演讲时，京都的官员才知道敦煌遗书的存在，藏经洞剩余的文献于1910年被运往北京，被晚清官员瓜分，导致国内绝大部分残余的敦煌遗书流失。后来基于这些历史文献发展出了敦煌学，而法国人伯希和也恪守承诺和中国分享了相关的影像资源。
除去这类文本文献，法国国内收藏的中国文物还囊括了陶器，瓷器，青铜器在内的诸多种类。而法国卢浮宫，巴黎吉美博物馆，巴黎市立博物馆等著名博物馆中收藏的中国文物数量更是达到了数十万之巨，其中的文物珍品数不胜数，大部分文物都是当年法军掠夺而来。
在法国，收藏圆明园珍宝数量最多的要数枫丹白露宫了，该宫殿是法国欧也妮王后建立的，宫中的中国馆收藏了包括金银器，宝石，历代名画在内的诸多精美文物。这些中国文物原本是陈列在圆明园供清朝皇帝欣赏或使用的，在做工和历史价值上本就经过了皇家的筛选，所以每件都是精品。其中就有圆明园鎏金佛塔。佛塔高达两米，每一层都镶嵌了绿宝石，由当时的御用工匠采用鎏金等多种技艺制成，看起来奢华华贵，极富美感。佛塔左右摆放着一对象牙和一对象征着皇权的青铜雕龙。由于世界上保存下来的鎏金佛塔并没有几件，这座清朝乾隆皇帝御用的鎏金佛塔更是稀世珍品，称之为国宝当之无愧。
同样是青铜器，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镇馆之宝——商象尊则显得弥足珍贵。商象尊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动物型尊，高达64厘米。商象尊造型生动体型庞大，身上还刻有精美的纹饰，属于罕见的写实风格青铜器。遗憾的是商象尊的盖子已经遗失了，大象的鼻子也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据考古学家推测，商象尊应当出生于商朝末期，由长江流域的工人们打造而成。但商象尊出土时，中国正逢乱世，商象尊这类国宝级文物也不幸流入拍卖市场，在流转途中惨遭破坏。1903年，法国卡蒙多伯爵从拍卖会上用三千法郎拍得了商象尊，并于不久后将其捐赠国家，法国政府后来将商象尊收藏在卢浮宫中，又于1945年转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
与商象尊同样珍贵的中国古代写实风格艺术瑰宝还有现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的辽三彩罗汉像。这尊罗汉雕塑高达123厘米，它色彩鲜明，十分逼真。罗汉的皮肤发白，身披青衫，手中拿着黑色的佛珠，罗汉神情专注，仿佛正在参悟佛法。由于当时的匠人使用了突破传统的塑造工艺，所以罗汉的肌体结构和衣衫纹理更加真实，一位辽代僧人被真实立体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尊罗汉像出土于河北易县八佛洼，当时有些民间组织走私文物，只要商人给的价格足够高，这些人就会毫不犹豫地干起倒卖国宝的勾当。出土不久的辽三彩就很不幸地被盯上了，盗运途中至少有三座雕像毁于一旦。法国的这尊辽三彩是由香港的收藏家徐展堂先生赠送的。目前这组辽三彩罗汉像世上仅存11座，分别藏于美国，加拿大，英法等国的博物馆中。
法国的吉美博物馆中还收藏有元霁蓝釉白龙纹梅瓶等稀世珍宝，这些文物往往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它们中有些在世上仅存几件，有些甚至是孤品。就比如现今收藏在法国军事博物馆中的清乾隆大阅甲胄，有金玉点缀其上，被誉为“轻如棉袍，刀枪不入”。
根据郎世宁的《乾隆大阅图》，我们可以得知这副甲胄曾经是乾隆皇帝检阅八旗兵时身上所穿服饰，只是后来被洗劫圆明园的法军带到了法国。
法国的民间收藏者手中也有许多中国文物中的佼佼者。法国收藏家
梅西耶夫妇
就热衷于收藏中国景泰蓝，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掐丝珐琅器兼具东西方文化之美，极富美感。在数十年间夫妻俩收藏了上百件产自中国的掐丝珐琅。其中的一套珐琅八珍深得夫妇喜爱。这套清中期的铜胎掐丝珐琅八珍是1988年夫妻俩在巴黎旅行期间遇到的，它们原是清朝皇家的佛前贡器，后来流落民间，最后流入国际拍卖市场。这套珐琅器非常精美且整套保存完整，颇具价值。在梅西耶夫妇手中，这些珐琅器又见证了一段忠贞不渝的异域爱情。
法国人劫掠中国文物多年来备受争议，像伯希和，斯坦因这类有良知的考古学家尽管带走了大量文物，但是他们恪守职业道德，完好地保存了这些文物，使得大量的文物逃过了土匪的洗劫，法国人的部分研究成果也已经与中国实现了共享。在那个年代，这些国宝级文物能够不被别有用心的商人破坏和盗运已是万幸。尽管这些国宝存放在法国的博物馆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但换个角度想想，敦煌学等学说的发展也的确让我们的文化得以再次发扬壮大。也许比起花费大价钱追讨国宝，我们更应当保护好已有的文物，避免它们被盗掘或流入国际市场。
参考文献：
[1]方广錩《关于敦煌遗书的流散、回归、保护与编目》
[2]周振鹤、张琳敏《读伯希和敦煌藏经洞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