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海战并不属于古代中国战争的主流，加之发生于大陆边缘，国内没有留下一幅海战图，唯一存世的画卷即为日本人绘制的《蒙古袭来绘词》，因而对两次元日海战的失败很少总结，明清两代也没有大规模出海作战的经验。直到现代，才陆续有历史学家分析其战败原因，认为元军不善海战、不熟水文、战船不济、老天不佑，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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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以上关于战败原因的分析，才真真是不济。先说第一点：不善海战。我们知道，蒙古铁骑横扫欧亚，战力天下无双，不善海战也在情理之中。这一条看似无懈可击，但细想过后就能明白这是句废话。就好比我们考试成绩不好，是因为我们不会读书一样，说了等于白说。

即使这条能够成立，最多也只能证明第一次元日海战的失败。公元1279年的崖山海战，面对南宋十余万军民的绝对优势，元军最终以少胜多，灭了南宋。到1281年第二次元日海战爆发时，已时隔两年，总不能再硬着头皮说元军不善海战了吧。

再说第二点：不熟水文。这点就更站不住脚了。我们来看看两次战争元军的组成就知道了。第一次：蒙汉军2万人、高丽军5600人、水手6700人，总兵力达3.23万人，战船两百余艘；第二次：兵分两路，南路大军10万，东路大军蒙古人4.5万，高丽人5万，总兵力近20万，战船4500艘。高丽三面环海，与日本隔海相望，本身就是半岛型国家；唐宋以来，中原与日本双方互派来使，互遣商旅，交流日益频繁。应当说，这样的兵力构成，是海陆联合作战的最佳组合，怎么会不熟水文呢？

再看第四点：老天不佑。一谈起两次元日战争，大多数人都会感叹台风乱刮、老天不佑。从心智模式的角度上来讲，这实际上就是怨天尤人。这种模式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都是别人的错！甚至是老天的错，也不是自己的错。

据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著的《中国科技史》记载，11世纪中国人在潮汐理论方面比欧洲人先进。北宋著名政治家、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一书中著有相当多的天文学及历法知识。南宋时期海上贸易达到高峰，从东亚到东南亚再到印度洋，到处都活跃着中国人的身影。这期间必然积累了大量的航海理论与实践经验。既然如此，怎么可能推测不出台风的大致到达时间呢？而且已经经历过一次台风，第二次东征的时候，怎么着也该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战场因素考虑进去吧？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正如不能两次犯同一个错误一样，可元军偏偏就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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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综合国力、人员素养还是武器装备，大元都没有失败的可能。现实恰恰相反，这不能不让人深思。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初，哪一个开国皇帝不是武功赫赫、威震八方？四川、云南、西藏地形较之日本更加复杂崎岖，不照样打下来了。

也许，民族不平等所导致的民族矛盾，更切合大元的实际。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从建立之初，就实行了“四等人制”，蒙古人为第一等，依次所征服地区民族的次序，分为色目人、汉人、南人三个等级。在元朝众多法律条文中，我们可以找出相当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待遇。例如汉人把蒙古人打死了要偿命，而蒙古人打死汉人只需“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即可。

这种简单粗暴的划分，成为元朝实行民族不平等政策的根源，势必会极大损害各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所以一遇到事情，各民族尤其是汉族，自然也就出工不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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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意愿决定客观行动。明白了这个核心，我们再回过去看的时候，就能明白，为什么掌握先进航海知识和技术的汉人没有发挥多大作用，为什么高丽这个三面环海的日本近邻，也不想出多大力，尽搞一些只能在江河航行的平底船来糊弄人了。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有了这样的胸怀，才有了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大唐盛世。相比之下，元朝虽然版图辽阔、旷古烁今，但更像是一堆缺乏粘合剂的积木。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抢东西的本事天下第一，可整合资源的能力却不敢恭维。

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能马上治之。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意思是说，不能以“马上的思维”治理“马下的天下”。两次元日之战，台风，不仅吹走了是忽必烈一人的光荣与梦想，更吹响了那个马上民族即将败亡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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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江东子弟 制作：吃硬盘吧、发达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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