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战国七雄等大国国力的强盛影响力较大，因此在战国史研究中战国七雄往往得到较多的关注，对同时期各个小国的研究则较少。

中原泗上及周边邻近的小国，在战国早、中期频繁参与到诸侯征战中。曾经的诸东方小国故地通过地域性的整合，从而参与到区域一体化进程，也深刻影响了秦末汉初的历史进程。

与齐、三晋等大国相似，战国早期的鲁、宋、郑等小国建立起了君臣名实不副、权臣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的新兴政权。这种新兴政权的过渡性特点注定了其对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霸发挥出了这一时期的特有影响。

首先，权臣与沦为傀儡的国君之间的冲突往往会成为邻近大国攻击的重要原因。三桓掌握鲁国政权后与希望恢复权力的公室之间的矛盾导致田齐趁机先后夺取叔孙氏的根据地郈和孟孙氏的根据地郕。

齐宣公四十五年，田齐“伐鲁，取都”，齐宣公四十八年“取鲁郕”，重创三桓的实力，客观上起到了削弱三桓专权的作用，帮助鲁穆公恢复君权。

宋悼公因为戴氏取宋的发生，主动朝见楚简王，希望通过楚军的帮助恢复公室权力，结果引发了晋楚连堤之战。太宰欣利用郑国贵族对子阳倒向晋国的不满，趁机发动政变杀害子阳和郑繻公，在三晋与楚国争霸中全面倒向楚国。

与这些小国相似的是在大国齐国，田常弑齐简公开启田氏代齐的序幕后，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主动向邻国示好，其次，由于权臣只是事实上的统治者，而不是名义上的君主，在其掌权的过程中往往会因为“名不正而言不顺”而在家族内部引发权力冲突，成为邻国干预的绝好机会。

鲁国三桓的内部矛盾也是田齐能够夺取郈、郕的重要原因。与之相似的是在大国齐国，田庄子去世后，田悼子即位。但不久田悼子也去世了，齐太公田和即位。

很有可能是田悼子的去世比较匆忙，田和的即位在田齐内部人心不服，很快就因为田孙被杀而引发了“田会反廪丘”的内乱，从而导致了著名的三晋伐齐之战。

然后，君臣易位的新兴政权的统治者在对外交往和战争中往往还延续着其春秋时期的“臣”的一面。鲁国三桓在战国初期即使使鲁君成为“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的没有尊严的傀儡，在与晋国的外交来往中依旧以鲁国臣子的身份。

与之相似的是在大国晋国，战国早期的三晋在晋楚连堤之战、三晋伐齐之战、三晋与楚国大梁榆关之战中往往协同行动，类似于春秋时期晋国上中下三军卿帅之旧制，说明这一时期的三晋在表面上依然是晋国卿大夫。

进入战国中期后随着新兴政权的完全建立和过渡性的消失，春秋时期晋楚争霸的局面将永远从列国历史中消失。宋国在战国中期完成戴氏取宋的政权更替完全建立新兴政权后，参与到战国时期列国间的大规模战争之中。

在战国早期，郑、宋、鲁三个最大的小国在大国争霸中发挥了一定的重要作用，影响了历史进程。鲁国和越国作为三晋的盟友，积极参与三晋对齐国的战争，在战争胜利中获取了自身的利益。

鲁穆公通过外交周旋影响了战国早期晋齐争霸格局，并且作为朝见周天子的重要诸侯在三晋列为诸侯的过程中影响了战国早期的剧烈时代政治变革，为了在田齐面前拉拢三晋维护鲁国的生存，而在“天子自坏之”的战国时期彻底的礼崩乐坏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由于戴氏取宋的发生，在春秋时期传统上是晋国盟友的宋公室在战国早期为了恢复公室权力而倒向楚国，从而引发了晋楚连堤之战。郑国先是为了救亡图存而倒向晋国，后又倒向楚国，并因此而引发了大梁、榆关之战。

由于“宋、郑之闲田”极其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这一地区成为战国早期楚国和三晋激烈争夺的对象。首先，小国在大国争霸中发挥的作用和春秋时期相比减少。

集中于中原小国所处的极其重要的四战之地的地缘战略位置，从而引发大国围绕这些地缘战略位置的争夺与决战。由于列国间大、小国之间的国力对比在进入战国时期后进一步拉大，小国难以继续发挥其在春秋时期晋楚争霸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战国早期，不论是晋楚连堤之战，大梁、榆关之战还是三晋伐齐之战，除了伐齐过程中还是大国的越国，郑、宋、鲁、卫等中等规模小国都难以说对大国争霸中的战局有什么质的影响，越国在与楚国的战争中也逐渐趋向于被动挨打。

其次，东方小国难以再像春秋时期那样在大国争霸中追求“弭兵”。随着战国时期灭国战争的不断兴起，郑、卫、中山等中等小国开始成为大国灭国的对象。

韩国经过一系列包围灭掉了郑国，中山也为魏国所灭，卫国在魏国的不断进攻下也“独有濮阳”，南方的楚国也在灭蔡、灭杞、灭莒。对中等小国的灭国战争开始成为大国战略的重要方向，小国的生存更为艰难。

最后，一些大国因为大国争霸的失败和内部的动乱而沦为小国，从而也成为影响大国争霸的东方小国。越国在战国早期原本是与晋楚并列的延续勾践时代霸业的大国，国力也在齐国之上。

但是，由于在战国早期楚越战争中的失败和田齐内乱结束后国力的恢复以及越国自身的内乱，越国面对齐、楚的威胁被迫由琅琊迁都姑苏放弃中原霸业，并在迁都姑苏后爆发内乱，从此在大国争霸中沦为小国。

总之，战国早期郑、宋、鲁等东方小国在大国争霸中的作用有着特定的时代特点，反映出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东方小国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和大国争霸有着与春秋时期不同的影响。

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战的最重要战略新特点在与对郑、宋之间的黄池、榆关等土地的重点争夺。早在春秋晚期子产执政时期，宋国与郑国之间就有大片瓯脱的“隙地”。

在后来宋、郑之间的战争冲突中，这些“隙地”成为了两国重要的争夺对象。陈伟先生在《关于宋、郑之间“隙地”的性质》一文中认为：大概在西周时，间田（隙地）在王畿内外都有分布，分别是禄田、附庸的预备地。

在未曾分作禄田或附庸的时候，在法理上属于天子。对其采用隙、间的称谓，可能就它们预备分配或封分而尚未实施而言的，不好理解为闲置、撂荒之地。

进入战国早期后，三晋与楚国围绕宋、郑之间的这些“隙地”展开了新一轮争夺。楚简王七年，在戴氏取宋发生后楚国应宋悼公的请求，派遣莫敖阳为出兵宋国以维护宋国公室，并在宋、郑之间的黄池、雍丘筑城。

楚国的行动引发了晋国的激烈反应，当即派兵攻打黄池，迫使楚国退兵。第二年，楚国反击，莫敖阳为出兵攻打晋国，遭到三晋的反击而惨败于楚方城，这就是战国早期的晋楚连堤之战。

进入战国早中期之交后，楚国以鲁阳公的封地“方城之外”为大后方，进一步通过“宋、郑之闲邑”来展开晋楚争霸的较量。楚国和郑国、三晋之间围绕对榆关的争夺最终引发了战国早期晋楚争霸的最大规模决战大梁、榆关之战。

“宋、郑之闲邑”之所以会成为战国早期楚国和三晋激烈争夺的对象，关键在于这里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以黄池和大梁、榆关为例，这些战略要地夹在郑国和宋国两个重要的中等规模诸侯国之间，是控制中原的重要棋子。

不论是韩魏南下中原腹地，还是楚国北上中原，都必须夺取这些“宋、郑之闲邑”。所以战国早期楚国和三晋之间才会多次为这些“宋、郑之闲邑”爆发大规模战略决战。在后来的战国中期，魏惠王迁都大梁，也是因为争夺中原的地缘战略因素

总而言之，就是讨论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战国早期地处中原四战之地的宋、郑在新的时代格局下内部政权更替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战国早期宋、郑历史对战国早期晋楚争霸的影响。

宋、郑在战国早期通过“戴氏取宋”和“太宰欣取郑”建立起了国君名实不副、权臣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的新兴政权。通过清华简《系年》，可以发现“戴氏取宋”应该开始于战国早期而不是战国中期。

其原因在于春秋时期戴氏在宋国的兴起。郑国则在战国早中期之交发生“太宰欣取郑”的政权更替事件。导致“太宰欣取郑”发生。

郑国自身原因是春秋晚期七穆的兴起，外部原因则是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在争霸的过程中干预郑国内政，从而导致了战国早期“郑人三世杀其父”的政治动荡。

战国早期宋、郑历史对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战生了重要影响。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战既是春秋晚期晋楚争霸的延续，也有特定的时代特点。

由于宋、郑地处四战之地的地理位置，“宋郑之间有隙地”成为战国早期晋楚争霸的重点争夺对象，这些争霸战争在影响了宋、郑内部政权更替的同时，宋、郑内部的各派政治力量也成为将三晋与楚国引入战争的棋子，对战国早期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