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思想，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策略，儒学成为官方思想。在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的同时，为察举孝廉的选官制度提供了客观参考标准。

察举贤良文学是对熟悉儒家经典的士人的选拔。朝廷设置五经博士创建太学，选拔博士弟子传承经学，博士弟子通过课试则可以被选拔为官。所以读书致仕成为了士人改变命运的重要媒介。匡衡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刻苦研读经书步入仕途，最终高官厚禄加身。且对家族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治生与求学并行

匡衡出生于农民家庭，年少时即开始努力地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寻求生存，并且在艰苦的环境中依然保持着求学上进的状态，难能可贵展现出了优秀的品格。《潜夫论》中赞扬匡衡是秀士，“匡衡自鬻于保徒者，身贫也；贫厄若彼，而能进学若此者，秀士也。”匡衡的少年经历是汉代儒生年少生活和求学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

有许多同时代的其他贤达儒生也有此经历，在年少时大都不是特别富裕，以为富人家帮佣过活积极勤勉，最终学有所成。虽然儒家思想中对于这种忙于生计的事情并不提倡，“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但从匡衡等人的行为来看，当时的儒生很多都是出身贫寒，生计问题的解决才能保证其求学发展的成功。

西汉儒生的经济活动可大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维持生活的生计活动；另一类是出于殖财的产业经营活动。所从事的行业，有畜牧（公孙弘）、庸僦（儿宽、匡衡、刘秀与韩子）、坐列贩卖（太学诸生）、土地经营（张禹）和商业经营（杨恽、刘秀、胡刚）等。

至于匡衡从事何种工作，其勤奋程度如何在《汉书》之中并没有记载，在后来的历史之中人们对此有一定的记载和演绎。其中最早记载匡衡如何苦读、如何为佣的情况的是《西京杂记》。这一文献中记载“凿壁偷光”典故，生动地描绘了匡衡嗜书如命，不为薪资只求读书的故事。

至于《西京杂记》的史料价值，也因为其繁芜庞杂的记载，多为学界所怀疑。故事文本的真实性无从判断，但我们可以分析文本背后的内容。以匡衡为代表的汉代儒生在求学的过程中，他们首先解决生存，而后才能安心读书，如此一来读书就要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

在当时整个社会文化水平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读书入仕不是治生的主要途径，其成功的风险仍十分高，不少人安于本分从事农本之业。因而这种艰苦生活中一心向学的精神，显得格外的可贵。匡衡凿壁借光的文本记载，其真正的价值在于体现了部分西汉儒生的生活状态和求学精神。

以匡衡为代表的西汉读书入仕的儒生群体，凭借着艰苦卓绝的精神，最终多是学有所成并名垂青史。他们所具备的精神，通过凿壁借光这一文本故事得以形象的体现，并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著名的典故，后来的书中常引用此故事，如元稹有诗《献荥阳公诗五十韵》：“惜日看圭短，偷光恨壁坚。”

王仁裕《示诸门生》：“掷金换得天边桂，凿壁偷将榜上名。”李瀚《蒙求》：“匡衡凿壁，孙敬闭户。”岑参《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览卷试穿邻舍壁，明灯何惜借余光。”直到在《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中有“借光”之说：“李大人专要借光，不想先生病得狼狈至此。”凿壁借光的苦读精神成为读书人的精神动力的重要来源。

二、师承《齐诗》，参加博士弟子课试

匡衡刻苦好学的精神为其取得学业上的精进，提供了良好的保证。不过儒学经典十分深奥，若要大有作为，需要有良师益友来指导与交流。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匡衡便前往鲁西南地区的文化中心兰陵，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学艺。在兰陵匡衡拜后苍为师，与萧望之等人为同窗，共同学习《诗经》。

《诗经》在流传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不同的流派，较为著名的有三家，即是鲁、齐、韩，后来又出现了毛诗。匡衡跟随后苍所学习的是《齐诗》，拜师之后匡衡凭借自己艰苦奋斗精神和充沛卓绝的精力，学问日进，对《诗经》形成了自己独特而透彻的理解。

匡衡在学习之余也与人多做交流，其对《齐诗》精到的理解，在交流中深为世人所赞赏，当时儒学之士曾传有“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如此赞誉足见匡衡学问的高深。这为其步入仕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匡衡拜在后苍门下学习《齐诗》，为其日后步入正途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后苍是五经博士，在太学之中教授经学招纳弟子。这些弟子学成之后，可以被选拔为官。此即为博士弟子课试，是西汉重要的选官制度。汉武帝实现统治思想转变后，接受董仲舒建议，在都城创办太学，置五经博士以教授弟子，以此培养经学人才，同时也作为选拔官员的重要手段。匡衡能够成为后苍的弟子，说明其已经具备一定的才学。

至于其如何成为博士弟子，史书并没有记述，不过由郡国推荐的可能性较高。匡衡苦读在地方有一定名气，所以郡国推荐他入太学。博士弟子只要能够掌握儒家经典中的一经，即可通过考试获得官位。匡衡成为后苍的弟子后，学成《齐诗》即掌握了《诗经》，其参加弟子课试获得官位，应是顺理成章之事。

三、匡衡对家族的影响

匡衡通过经学获得高官厚禄，这对家族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奠定了经学兴家的基调，极大的提升了家族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匡衡的家族在其兴起之后，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在汉代多以经学起家，“家世多为博士者”，成为一方大族。其家族的发展特征反映出了两汉时期世家大族发展的基本特点——依靠学术兴家。

这是对当时选官制度的充分把握，也是自身文化素质传承的结果。家族的发展是每一个家人的责任，而家族的风气也会深深地影响一个人。匡衡之于家族的影响主要有三：一是求学榜样，为奋斗提供精神鼓励，并与家族责任相联系，以期不辱先人。匡衡上书皇帝，要注重家庭的修为，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家国同构、天下大同。

社会的教化也是始于家庭。匡衡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品质，会深深的影响子孙。使之在求学过程中仿效先祖，将此种精神发扬下去。人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人与人的接触会相互影响，匡衡的精神品质定会传播给子孙代代相传。因此在汉代匡氏家族出现了许多博士。其中匡衡的精神作用不可忽视。

二是教授子孙儒家经典，促进诗书传家、崇学尚功的家风形成。匡衡之后，其子和后辈多为博士，形成了诗书传家的风尚，而这一风尚的缘起则是匡衡通过经学而获高位。因为经学在汉代社会发展和选官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掌握一经即可为官，此等治生方式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出路，所以逐渐地形成了诗书传家的风气。

此外这与鲁西南地区一直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有一定关系，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鲁西南地区自孔孟之后，崇贤尚功、尊礼重学的风气一直十分盛行。匡衡将之内化为家族的社会风气。这是一种家族与社会的互动，这一互动实现的关键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三是提升家族威望。

匡衡位极人臣，为其家庭和家族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威望，其族人在参与地方举荐时必然受到优待。在科举制度实施之前，家族的威望在选官制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也是汉代许多家族发展成为了累世公卿的原因。匡衡的威望使地方官在举荐过程中多有侧重。这也是察举制的弊端，容易滋生人情权势的徇私。

四、总结

匡衡在其人生历程之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其求学的精神和经学成就。汉代的选官制度注重经学，为其好学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治生途径，和实现学而优则仕的释放窗口。匡衡生活的地区是儒学源起地，崇儒尚学之风盛行，而且此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儒学大家和高官，塑造出了浓厚的人文环境。

在此等背景下，匡衡凭借艰苦卓绝的精神，成就了不朽的经学思想。匡衡的实践中而形成的，实现了经学与政治的融合，呈现出以经立义，以礼治国的思想特征。此外匡衡对家族影响颇深，不仅为子孙树立榜样还教授子孙儒家经典，更是提高了家族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