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灾害频发的年代，灾害种类有很多种，但是比较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是旱灾，水灾和蝗灾，根据相关记载统计，唐代一朝发生水灾大概在249次，旱灾为175次，严重的蝗灾有75次。其中关中和河南道地区都是灾害的高发区，而且因为是重要的农业产区和政治中心，所以备灾救灾就成为重中之重。

唐政权在面对灾害时有很多种救济办法，主要就是迁移灾民和本地救济两个大方面。

一、移民就粟

唐前期义仓出现以前，政府面临灾祸而财政不足时，往往组织灾民迁往粮食充足之地就食，以免经受饥馑，即“每岁水旱，皆以正仓出给，无仓之处，就食它州”。

唐前期的移民就粟主要有君王和普通民众的迀移。

根据相关学者统计从公元618年至公元907年，关中共发生旱灾112次，其中极严重旱灾有48次，占据了43%。可知，关中灾害频发，而它所临近的河南地区，尤其是都畿附近，农业发展水平较高，自然而然地成为关中饥民的主要就食地。

高宗永淳元年，“国中大饥，蒲、同等州没徙家口并逐粮，饥馁相仍，加以疾疫，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数”，基于地缘关系的考量，河南道西部的州县应该是当时关中饥民主要的就食地。又咸享元年，“天下四十余州旱及霜虫，百姓饥乏，关中尤甚，诏令任往诸州逐食”。

除了关中地区，河南道附近州县也有去往其地就食的记载。德宗时，张万福为泗州刺史，“魏州饥，父子相卖，饿死者接道。万福曰：魏州吾乡里，安可不救？’令其兄子将米百车往饷之。又使人于注口，魏人自卖者，给车牛赎而遣之”，这里记述的正是魏州的前往临近的泗州就食，而且受到地方官吏的积极救济。《资治通鉴》也有记载，宪宗时昭义节度使卢从史“称上党乏粮，就食山东”。

当然，河南等地发生严重饥荒时，同样也是可以去往他州就食。《旧唐书》中记载，贞观二年唐境内发生大面积的霜冻、涝灾，河南陕州等地发生大旱，粮食颗粒无收，中央下令灾民分散逐食，当时邓州没有受灾，且粮食储存丰富，于是附近灾民纷纷涌入邓州谋生，邓州刺史陈君宾也因积极赈灾效果显著，受到太宗的嘉奖，诏为太府少卿。

玄宗以后，就很少见移民就食的记载，因为一方面避免人民逃亡成为考察官员的政绩之一，而另一方面这种方式大概也只是唐初财力尚不充裕，政府粮食储备不足的情况下的无奈的救灾措施。

二、常平仓、义仓赈济

在诸多灾害史的相关研究中，仓储制度皆被认为是王朝救灾的最基本手段。

邓拓先生在其《中国救荒史》中将中国古代王朝的救灾思想和政策区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并指出重储思想和仓储政策是从根本上改良社会条件的救灾方法，具有灾害预防的重要功用，相比仅限于灾后补救这更具有社会保障意义。

吸取隋炀帝“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而最终导致社会暴动的经验教训，唐朝的统治者极为重视对灾民的救济工作，贞观时太宗就提出“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

义仓设立以后，即成为各地赈灾的主要手段。贞观六年三月，玄宗下诏云“德惟善政，政在养人，必将厚生阜俗，利物弘义。朕奉若天命，嗣膺王业，思一物失所，以百姓为心，间者，河北、河南颇非善熟，人间粮食固应乏少，顷虽分遣使臣已令巡问，犹虑鳏独不能自存，凡立义仓用为岁备，今旧榖向没，新榖未登，蚕月务殷，田家作苦，不有惠恤，其何以安？宜开必用储时令贷给”，义仓设立的初衷本就是“储之州县，以备荒年”，所以它成为政府主要的救灾办法。

据相关学者统计，唐朝自建立到公元840年约发生灾害369次，见于记载的唐政府赈济136次，其中义仓赈济106次，其他仓赈济30次。由此可见，义仓是唐代赈灾政策中最频繁最常见的方法，在唐朝官方赈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河南道区域的救灾賑灾中同样发挥着重大的积极作用。

遣使赈济是当时唐王朝对地方自然灾害进行救治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唐朝前期，对于大范围，重要地区的水旱灾害一般都是派使者亲临，勘察灾情，传达皇帝诏旨。

玄宗时期是历代遣使救灾最为频繁的时期，赈济对象区域主要集中在河南到和关内，因为这些区域自然灾害频发且是唐政权财政的主要来源。中央派遣使者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当地灾情，量事赈给。

因为唐前期政权的管控力比较强大，义仓也是官办为主，地方政府申请义仓赈济必须首先向尚书省申报，经中央核实批准后才能开仓赈济灾民。但是中央派去的赈灾使者一般具有“量事处置”的权力，能够直接动用当地的义仓进行赈济，之后再奏报中央，这种方式可以极大地提高救灾效率，减轻灾害二次伤害。

除以上史料中直接记载的义仓赈济，根据相关统计也可以间接地看出当时义仓对灾害救济所起到的保障作用。据统计天宝元年河南道户口数为1863561户（含都畿道在内），同时天宝八年河南道义仓储粮量15429763石，占当时全国储量的四分之一。

根据开元年间的赈济政策来看，开元二十二年规定“三口以下，给米一石；六口以下，给米两石；七口以下，给米三石，如给粟，准米计折”，所以就算把天宝户全部是当称七口之家，那么应给救济粮总数才为一千三百万左右，显然这才是最大的估算值，因此可知唐前期河南道义仓具有十分充足的救济粮应对灾害。所以这里没有明确来源的赈济极大可能都是依赖于当地义仓，因为此时义仓储备应该是救灾物资的最优选。

安史之乱时，仓储遭到严重破坏，义仓也大都荒废，从义仓荒废至元和元年常平义仓重建这期间，唐政府赈灾以中央赈赐为主。此后常平义仓的重置，地方救灾又有了固定物资的保障，元和四年宪宗在《分命使臣赈恤水旱百姓敕》中指出“诸道应遭水旱所损州府……仍令中书门下，即于朝班中择人，分道存抚，其有单贫乏户，转徙未安，便以常平义仓所贮斛斟，量事赈贷”，六年又曰“京兆府宜以常平义仓粟二十四万石贷借百姓。

其诸道州府有乏少粮种处，亦委所在官长用常平义仓粮借贷”，所以可以得知唐后期的赈济应该都是用地方常平义仓来进行的。

有学者研究指出，两税制下常平义仓粮食源于两税，所有权属于中央户部，但是每年320万石的常平义仓储备，远远大于《通典·食货六》所记载的200万石的上供量，因此常平义仓的留储指数只能在削减上供额的同时削减留州送使份额，所以中央不愿也无力单独承担对地方灾害的赈救。

唐后期，河南道常平义仓的赈灾现象也见于记载。如元和“十二年正月，以京畿及陈、许饥，诏郑滑观察使以估粜官粟救之。四月诏出太仓粟二十五万石粜于两京，以惠饥民……其诸道应遭水州府，河南、泽潞、河东、幽州、江陵府等管内及郑、滑、沧、景、易、定、陈、许、晋、隰、苏、襄、复、台、越、唐、随、邓等州人户，宜令本州厚加优恤，仍各以当处义仓斛，据所损多少，量事赈给，讫具数奏闻”。

太和二年诏曰：“闻山东降灾，淫雨泛滥，岂政理有所未明，人情有所未逹邪？

中宵待旦，惕然疚懐，应是诸州遭水损田苗壊庐舍处，宜委所在吏，切加访恤，如不能自济者，宜发义仓赈给”。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元和以后义仓救济的史料记载有限，但是赈济的频率还是挺高的，说明此时的常平义仓也还实实在在地发挥着作用。

作为唐朝重要的赈灾备灾的手段之一，常平义仓在唐政府醒灾政策种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它也衍生出了不少的问题，如义仓税的加征增加了政府对农民的剥削方式；义仓赈济诏令要从中央下达至地方，地方得不到及时的救济；州县官吏贪污腐畋盗用义仓粮；中后期政府将义仓粮挪作它用，导致灾荒年间百姓得不到赈济，民不聊生。因此有学者指出义仓在设立之初确实使下层民众受益，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弊端不断增多，尤其是两税法实行以后义仓税的额外征收，实际上已经成为统治者剥削人民的一种手段。

除了义仓，当时的各种仓储也都具有灾害救济的作用，唐高宗永徽二年正月诏曰：“去岁关辅之地，颇弊蝗螟，天下诸州，或遭水旱，百姓之间，致有磬乏。……其遭虫水处有贫乏者，得以正、义仓赈贷”，如开元十四、十五年，河北发生水灾，玄宗命曰：“宜令所司量支东都租米二十万石赈给”；又“（贞元）十三年三月。河南府上言，当府旱损，请借含嘉仓粟五万石赈贷百姓，可之”。

可知，州县正仓与含嘉仓承担地方赈灾的职责，但是一般来说含嘉仓和太仓多对两都附近的灾民实行救济。

最后，平粜也是一种救灾的方式，一般多见于灾害不太严重，物价失衡时期，用以调节米价。这时官方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粮食给灾民，因此也称为“贱粜”。—般认为唐代赈樂，京城多用太仓，东都则用含嘉仓。粮食可能比较劣质，一般多是官仓积压较久的余粮。

如史料记载有贞元十四年九月，“以岁饥，出太仓粟三十万石出粜。是岁冬，河南府谷贵人流，令以含嘉仓粟七万石出粜。十五年二月，以久旱岁饥，出太仓粟十八万石，于诸县贱粜”。又“仪凤四年二月，命东都出粟及远年糙米就市粜以救饥人”。

两都以外的地区则各随其方便，一般都是当地自给自足，《册府元龟》载天宝十四年正月，以“岁饥乏，故下诏曰……宜于太仓出粜一百万石分付京兆府与诸县粜，每升减于时价十文。河南府畿县出三十万石，太原府出三十万石，荥阳临汝等郡各出粟二十万石，河内郡出米十万石，陝郡出米二万石，并每斗减时价十文，粜与当处百姓，应录开场，差官分配，多少一时，各委府郡县长官处置，乃令采访，使各自勾当”。

有时也粜与它州，如开元十二年八月“蒲、同两州自春偏旱，虑至来岁贫下少粮，宜令太原仓出十五万石米付蒲州，永丰仓出十五万石米付同州，减时价十钱粜与百姓”，可知蒲、同二州平粜的米则出自临近的太原仓和永丰仓，也是国家级大型仓库。

总结

河南道各种仓储以及充足的粮食储存，在救灾赈灾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产生作用的大小还是有所差别的。

有学者提出质疑，虽然有关唐朝前期灾害赈济的史料繁多，但无法从“开仓赈济”的字面表达去判断与衡量当时的实际救助情况与救助效果，这种格式化的政令文书也很难判定救助效果的好坏，所以我们还是需要透过一些简略的文字史料来说明灾后救助的具体实效。

唐朝前期在国力强盛，物资储备充足的情况下，政府救灾能力和执行力都比较强，能快捷有效地恢复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农业生产活动，维护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