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洪武十三年，太祖朱元璋下令，将位高权重，追随他多年的丞相胡惟庸处死，诛灭九族。

光灭族还不足以平息太祖之愤，他还下令自此以后，各嗣君皆不准立丞相，若有请立者，全家处死。

此言一出，也宣告了自秦始皇设立以来，延续两千余年的宰相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在各朝各代中，有史可考的宰相加起来有近千余人，胡惟庸便成为了这千人中的最后一个。

那么，胡惟庸究竟反了何等滔天大罪，竟使朱元璋在前往他家的路上就突然下令要将其满门处斩？

胡惟庸其人

胡惟庸安徽定远人士，他是李善长的亲戚，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了红巾军，并一路追随朱元璋作战，历任元帅府奏差、知县等官职。

明朝建立后，受李善长的极力推荐，胡惟庸于洪武三年升任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再升右丞相，进左丞相。

他的快速升迁，主要得益于朱元璋与原本丞相杨宪的失和。

朱元璋用人喜用吏才。所谓吏才便是指未必精通读书，办事却很老道的实干人才。

杨宪本人就是个很好的吏才，但他性格强横，上台后多次打压各派人士，且几次向朱元璋进言李善长“无大才”。

他的言行，引得已经告病致仕的李善长心有忌惮，最终他受李善长的弹劾而被朱元璋所杀。

杨宪死后，相位空缺，胡惟庸因其本人也有吏才之能而得到朱元璋青睐，并借此机会一跃成为宰相。

初任宰相之时，胡惟庸表现出了极为奋进的一面，凡事皆谨慎有加，于是更加讨得朱元璋欢心，恩宠日盛。

而胡惟庸上台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扳倒刘基。

当时朱元璋在择选宰相名单时，曾问计于刘基，刘基对胡惟庸持否定态度，并将其比作劣等马。

但这一次的心直口快，也彻底将胡惟庸得罪了。

在胡惟庸上台之时，刘基虽然已经向朱元璋请求告老还乡，但这并不能让胡惟庸安心。

毕竟刘基即使离开了官场，但他在朝中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仍在，就连朱元璋也对他颇有敬重，而刘基本人对胡惟庸的鄙夷，也使得胡惟庸认为他对自己的仕途很有威胁。

刘基告老还乡后，胡惟庸以他退休后仍在谈洋问政为由，称其意图不轨，引得朱元璋不快。

洪武六年，“刘基因谈洋事遭胡惟庸构陷，入京谢罪。”

胡惟庸成功地通过政治构陷，使得刘基晚节不保，被迫羁留京城，郁郁而终。

关于刘基之死，也有说法是朱元璋遣派胡惟庸带医生探视刘基，他便趁此机会对刘基下毒，并最终得逞。

无论如何，在自己心头大患刘基去世后，胡惟庸的日子确实过得更加舒心起来。

他与李善长结成亲家，将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亲上加亲，势力更盛。

随着胡惟庸在朝内地位日益稳固，他行事便开始放肆起来，而胡惟庸虽有办事才能，但为人却专横跋扈，因此颇受同僚憎恶。

用现在的话说，此人是有才无德。

他本人气量极小，且十分阴险，若谁在无意中得罪了他，他在人前不会显现不良情绪，却会在事后明里暗里给别人好看。

此外，他个性独断专行，经常擅自决定官员的生杀升降，对于下级送来的事项，他每每先行翻阅，看到对己不利的言语，便会擅自扣押，不让皇帝知晓。

而他所掌握的权势，也化作了其敛财的工具。许多因故失职的功臣武将，都争相踏入其门，为他奉上各类金银珠宝与稀罕玩物，用以换取他的提拔青睐。

当时大将军徐达对他的行事作风十分看不顺眼。

这个徐达，是朱元璋的发小，一路跟随朱元璋左右，是明初少有的得以善终的元老。

徐达与胡惟庸本就交恶，再加上下属官员屡屡状告，于是徐达便将胡惟庸所作之恶事禀报给了朱元璋。

此事被胡惟庸知道后，他竟偷偷收买了徐达府上的守门之人，意图陷害徐达，最终却反被要收买的守门人揭发，偷鸡不成蚀把米。

从刘基到徐达，胡惟庸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昏招迭出，这也使得朱元璋愈发对他失心。

胡惟庸之死

关于胡惟庸之死的原由，后世众说纷纭。

今天来介绍的就是《明史纪事本末》所记载的版本。

洪武十三年五月，朱元璋从西华门摆驾出宫，要去皇宫附近的胡惟庸家中。

那么，朱元璋为何要去胡惟庸家中呢？原来是当时胡惟庸向朱元璋上书报告，说家里的井中突然涌出了醴泉，此乃大吉之兆。

此泉的涌出正是因为皇帝朱元璋的治国有方，使天降祥瑞，以示表彰。

此话一出，颇得朱元璋欢心，于是他答应了胡惟庸的请求，摆驾出宫前去他家观看醴泉，参与酒宴。

而正当朱元璋走到半路时，忽然路上冲出一个人影，直奔皇帝车驾而来，并当场被侍从拿下。

原来，这个拦驾的人是西华门内使，一个宦官，名叫云奇，声称有要事相报。

只见他拦住马车后，神情十分慌张，说话颠三倒四磕磕绊绊，众人等了半天，也不见他说出个所以然来。

这令朱元璋十分恼火，于是派属下将他刑法伺候，云奇右臂都被打得快要骨折，而他越急越是语无伦次，只得颤颤巍巍伸出手来指着一个方向。

朱元璋觉察有异，就顺着他手指方向看去，原来，不远处便是胡惟庸的住所。

朱元璋当即觉得一定是发生什么大事，他才敢拼死拦住圣驾陈诉。

于是朱元璋命人调转车头，去到城楼上登高远望胡惟庸府邸。

只见胡惟庸府内重兵林立，皆身裹战甲手持兵器，埋伏于墙壁与屏风之后，竟是欲图要谋反！

这引得朱元璋震怒，他当即调动禁军，将胡府层层包围，一举逮捕了胡惟庸。

接着，朱元璋雷厉风行地将其处以极刑，并牵其九族。

胡惟庸死后五天，朱元璋宣布废除中书省，废除左右宰相，即刻执行。

而制度的嬗变与一族的鲜血都难以平息这位帝王的怒火，胡惟庸此事败露后，牵连者众多。

许多他旧日提拔的官员与党羽都被一并追责，仅案发当时遭遇屠戮的人数就多达一万五千人之众，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公侯。

李善长也因与胡惟庸的亲戚亲家关系遭人上书指责，但当时朱元璋没有深究他的责任，只对其从轻发落。

但吊诡的是，当时留下一命的李善长却在十年后再次被状告。

告发之人称当年李善长早就知晓胡惟庸要谋反，却没有揭发，因此他也是“胡党”。

这次，李善长没有幸运地逃过一劫，朱元璋旧事重论，将李善长一家七十余口全部处死。

而在李善长死后，朱元璋展开了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大举侦捕逆党，一时间人人自危。

为了平复人心，朱元璋又特地颁布了《昭示奸党录》，印刊多册，发往各地，并晓谕臣民，都要以此为戒。

就这样，跨度十年，前后约有三万余人被牵连诛屠的胡惟庸案，终于告一段落。

而朱元璋如此煞费苦心地大办此案，其中更是用意颇深。

君权与相权之争

胡惟庸案的本质，其实不是他个人的谋反，而是更深层次的君权与相权的角力。

由于宰相有协助天子，处理万机，并统率百官的重权，也因此形成了至高无上君权与相权间纠葛不清的矛盾。

宰相制度，作为明朝以前封建社会的中枢制度，在历朝历代的实践中，与君权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也正因如此，相权本身对皇权具有较大的制约作用。

后世皇帝大多在沿袭这一制度的同时，对其进行处心积虑的设计，使丞相的名称、机构与设置不断发生变化。

在朱元璋即位后，便愈发感到君权与相权间的冲突，他唯恐臣下权力过盛，会导致元末“宰相专权”之事再度发生。

因此，他几次以内部派系斗争为引，使相位不稳。最早的李善长在相位不久便因病引休，而杨宪更是因专权直接被朱元璋杀死。

胡惟庸接任后比起杨宪行事更加专断，朱元璋又调派了汪广洋担任右丞相，以牵制胡惟庸独权。

有了前车之鉴的汪广洋任职时唯恐独权引朱元璋不喜，于是终日饮酒，事事调和，但这仍使朱元璋不满，并在之后被追责处死。

仔细想想，明初的宰相无论抓权还是放权均无好下场。这实际说明了朱元璋本身对相权的存在已经十分不满，因而历代丞相无一善终，废相只是时间长短问题。

中国古代君权不断加强的趋势为明初宰相制改革提供了可能性基础, 而朱元璋的独断猜忌和事求万全的性格又使废相成为了现实。

自胡案以后，明朝再无丞相，皇帝一人独揽大权，专制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如今我们回过头来看胡惟庸的仕途起落，其实可以发现他所谓的官场政斗在朱元璋眼里其实是无足轻重的。

他与杨宪、李善长这些曾经的丞相一样，都是一颗任由皇帝挪动的棋子。他处在什么位置上，从来不是自己说的算，而全部取决于皇帝的机心。

胡惟庸之前的擅权专断之所以被朱元璋容忍，只是因为他的罪状影响不大，充其量连坐家人，难以达成朱元璋拔除相权的目的。

而胡惟庸之所以成为那颗搅动全局的棋子，一切也都是时势使然。

他在合适的时间里，做了出格之事，而这些事情便成为了皇帝朱元璋用以大做文章的由头。

可以说，胡惟庸是用他的身败名裂换取了一种制度的嬗变：君权彻底打倒相权。

结语

跳出时代的局限，回头来看明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而胡惟庸的谋反案，只是过程中的一个借口。

就算没有胡惟庸，也会有别的赵惟庸、李惟庸成为朱元璋打压乃至摧毁相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得不说，明朝的高度集权，客观上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正是由于皇权的无限扩大，才使得大臣在皇帝面前惟命是从，朝廷政事趋向独断专行。

而个人的决策，一定会有出现纰漏之时，这也束缚了国家的良性发展，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进而制约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

在唐宋时期，我国的科技文化水平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在明朝以后却开始逐渐落后。

可以说，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是导致我国社会逐渐开始落后于时代发展潮流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 肖立军,朱元璋杀胡惟庸废丞相考辨[J]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12).

[2] 黄波,胡惟庸：“反臣”，还是“棋子”[J]江淮文史,20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