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北宋时期的大晟词有何特点，用学术理论来解释，应该怎么理解？——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在当时，宋词是继唐诗以来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王国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便是最好的证明。总体来说，宋词无论是在题材内容还是艺术手法等方面，与前代相比都有了质的发展。

徽宗与大晟词

宋代词坛上涌现出许多杰出的词人，推动宋词走向巅峰。宋初晏殊、晏几道仍延续花间词以小令为主，抒写细腻婉约艳情词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到范仲淹、张先时又在词境与词体上有所突破。

到柳永后声色大开，变一代词风。等到苏轼推动词的表现手法、题材、境界更进一步发展。到北宋后期，在徽宗的倡导下，词的地位提高，并且雅化。徽宗时期词人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由于党争失败，被废除罢免的元祐词人，另一派是紧紧围绕在徽宗周围的大晟词人。“集大成”的周邦彦是北宋末期词坛的重要人物，也是大晟词派的重要人物。

《汉书》曾道：“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得也。”可见统治者对音乐的重视。每当盛世到来，或统治者自认为盛世到来之际，便会制作新乐，一来歌颂自己的功德，二来使自己的权威地位深入人心。

宋徽宗作为北宋后期的统治者，沉迷声色享乐，非但没有意识到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恶劣局势中，反而听信奸佞谗言，好大喜功，认为国家在自己的统治下一派繁荣，并希望通过制作新乐来证明自己是比肩尧舜的一代明君。北宋徽宗统治时期专管音乐的行政机构“大晟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马端临《文献通考》与《宋史》中都有明确记载大晟府成立的原因和过程的记录：“八月，新乐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旧乐。三阅曲未终,帝日:‘旧乐如泣声。’挥止之。既奏新乐，天颜和豫，诏赐名日“大晟”。专置大晟府。”

这是大晟府成立的情况，徽宗最初成立大晟府的宗旨就是“锐意制作，以文太平”，两年过后大晟府发展得更加成熟，《宋史》中记载道：“崇宁四年……九月朔，以鼎、乐成,帝御大庆殿受贺……朝廷旧以礼乐掌于大常,至是专置大晟府。……为制甚备。于是礼乐始分为二。”这时大晟府的地位升高，与原来的机构共同负责礼乐。在推广新乐的过程中，徽宗下令禁止使用旧乐：“

（政和三年五月）旧来淫哇之声，如打断、……小笛之类,与其曲名，悉行禁止。违者与听者悉坐罪。”大晟府自崇宁二年成立直至宣和七年才被罢除，前后共存二十余年。大晟府设立之后，其中的任职人员主要是在音乐与作词方面有才能的人士。

这些人也是后来创作大晟词的主要力量。因为他们处于相同的环境中又有着相同的艺术追求，平时围绕在徽宗周围，以徽宗的喜好为创作标准，创作了许多词作，因此形成了一个词人群体，即大晟府词人群体。大晟府词人平日除了搜集整理古曲并为其填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依照新制的大晟曲填制新词。根据学者统计，如今可考大晟府任职官员二十九人，《全宋词》中收录其中七人作品共三百六十余首。

大晟词的谀颂

谀颂是大晟词的特点之一，陆游在文章中曾称宣和间“风俗已尚谄谀”，这不仅是大晟词的特点，也是北宋末年社会的风气。宋徽宗在统治期间，不仅昏庸无知，沉迷享乐，违背祖宗制定的“尚俭”之制，对国家面临的危机丝毫没有察觉，而且好大喜功，甚至认为自己各方面都超越了前代帝王。

面对这样的君主，北宋末年盛行谀颂之风也不足为奇。徽宗的性格与喜好深深地影响着官场上的大臣们，热衷于仕途的官员们为了投其所好，不得不对徽宗阿谀奉承，这种风气也让徽宗产生自己是盛世明君的错觉，更加迷失其中。

大晟词人就是围绕在徽宗周围大力创作谀颂词的代表，由于大晟府完全是在徽宗的引导下建立的，因此大晟词人可以说是徽宗的“御用词人”，为了常伴帝王左右，大晟词的内容也以奉承徽宗的谀颂词为主。如晁端礼适逢宫中莲荷初生时，进《并蒂芙蓉》《黄河清》等词，其中不乏“顾君王，寿与南山齐比。”“君王寿与天齐，馨香动上穹，频降嘉瑞。”这样奉承的词句，深受徽宗的喜爱，晁端礼也因此出任大晟府协律一职。

大晟词的雅化

雅化是大晟词的又一个特点。大晟词的雅化体现为艺术技法上的成熟与雅化，还体现在用字、句法、布局、修辞等全方位加以精雕细琢。

为顺应徽宗的喜好与品味，大晟词在创作时立足于儒家正统观念的基础之上，排斥低俗，倡导高雅之风。周邦彦《瑞龙吟·章台路》《兰陵王·柳》为典型代表。《宋史》载:崇宁五年九月诏曰“宜令大晟府议颁新乐，使雅正之声被于四海”音韵和谐，声律高雅是宋徽宗为新乐制定的标准，大晟词配合大晟乐而作，自然呈现出富丽精工的特点来。

大晟府是孕育大晟词的土壤，宋徽宗创立大晟府为大晟词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大晟词的产生完全离不开宋徽宗的引导，因此大晟词对词坛的一切影响都是由徽宗所间接产生的。这意味着讨论大晟词的影响与意义就是讨论宋徽宗对文学的影响。

大晟词虽然在内容上空洞无物，但却对北宋词坛以及词体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词自产生开始，便成为文人士大夫们抒发私情，尤其是男女之间情感的文体，虽倍受文人青睐，但始终难登大雅之堂。大晟府成立之后，词的创作主体由民间及个人转变为国家正式机构。词的地位也逐渐提高，随着创作主体的改变和地位的提高，词的内容和题材也需要相应的转变，才能与之相适应。

大晟词的内容以歌颂帝王圣明、国运昌盛为主，在后世遭到了很多的批评，后人通常认为大晟词中充满了阿谀奉承的迎合之句，令人难以接受。但是对当时的大晟词人来说，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所写为谄媚之词，反而认为自己笔下的大晟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是国家繁盛景象的记录。

因此，虽然大晟词多为谀圣之词，但与之前“词为艳科”的定义相比，在词的功用及性质方面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词从为个人服务转变为服务与政治，改变了词单纯的娱乐性质，使词不再是“艳科”与“小道”的代表。在柳永、苏轼等人扩大词的题材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开拓。不同的题材反映了不同的情感，因此随着题材的扩大，大晟词还丰富了词的感情基调。

传统词的感情基调多为表达男女之间相思、哀怨等缠绵悱恻的爱情，苏轼的词常抒发人生旷达豪放的情感。大晟词描写了许多热闹繁华、鲜艳明快的场景，在传统词感情基调的基础上，又为词增添了许多表达吉祥喜庆、欢快的情感。

北宋作为一个重视儒家思想的时期，崇尚的是温和敦厚的“雅乐”，对民间产生的俗词始终带有否定的态度。大晟词在词“雅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充满文人气质的徽宗的引领及带动下，创作雅词的风气流行开来，从雅与俗的角度来说，大晟词可以称作“雅词”的典范，这为词在南宋的发展做好了铺垫。

纵观北宋帝王在北宋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不难发现北宋帝王对文学的影响呈现出一些共同的倾向。首先要强调的是，北宋帝王都对文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只是与文学的关系大小不同而已。如宋英宗在位时间较短的帝王也曾通过科举改制等措施对文学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是由帝王的身份所决定的。

其次，与文人对文学的影响不同，帝王在引导文学方向时，不仅以个人的兴趣爱好为出发点，还结合当时社会的发展程度以及出现的问题对文学发展趋势随时进行调整。

结语

总的来说，北宋帝王虽然在文学中起到了引领方向的作用，但帝王在此基础上的文学创作水平与北宋的文人相比，却逊色不少。如宋太宗“白体”诗的艺术性与深刻性并不高超，但产生的影响却极大。可以看出帝王对文学影响的重要性也并不体现在艺术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