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纪念馆中有两张颇具年代感的借谷票。

这两张票相当珍贵，它们是红色收藏馆馆主在一次全国票证会的古玩现场抢到的，当时卖方标价千元。馆主犹豫再三还是狠心将它们买下。

两张借谷票历史悠久，距今已有87年的历史，如此久的岁月却能保持完整，是弥足珍贵的收藏品。

票长10.6厘米，7.6厘米宽。摸起来是新闻纸质，微微泛黄，上面印着黑色花纹和方框。票上写着“乾谷壹百斤”，还盖有红印章，落款是“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

这么一张纸，网上一度有人出价八千元购买，这不得不提到借谷票背后的故事。

1933年，红军刚赢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控制范围达到40多个县，总人口300万。

而时任中央苏区粮食部长的陈潭秋却临危受命。开始印发借谷证。

那么陈潭秋为何要向人民借粮呢？

为何粮食部长要借粮？

1933年处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的粮食问题一直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剑。

首先是因为人口众多，苏区控制范围内有300万百姓，12万革命群众，而许多战士的家在敌占区域，无法耕种。

二是天公不作美，自然灾害频发，当季的苏区粮食产量并不算理想。

不光有天灾还有人祸，敌军对苏区进行连绵不断的抢劫与骚扰，许多的地方的粮食被地方烧毁或抢走。

白军对苏区群众实行大范围的武力强征。其中，福建的龙岩全县惨遭摧毁，江西死伤过千，被抢谷物几十万担，牲畜数万头。

白军的意图很明确，不让红军吃饱饭！

英勇的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展开了反围剿作战，与敌人展开激烈拼杀，可红军粮食供给不足，十分影响作战能力。

缺少粮食，红军在2月份作出的扩军决定也实施不了。苏区粮食调剂局东奔西走四处采买粮食，但对于消耗而言只是杯水车薪。

其实，在1933年年初，苏区红军的粮食供给就出现了问题。苏维埃政府推出的红军工谷和公债谷政策完全无法满足粮食缺口。

而在后方还有部分地主奸商更是趁着粮食不足操纵粮价上升，囤货居奇。政府面临给养不足的重大危机。

为了解决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粮食不足问题，中央不得不向百姓筹集粮食。

情况紧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决定。

成立粮食人民委员部，任命陈潭秋为中央苏区粮食部长，全权负责粮食工作工作。

临危受命的“粮食部长”陈潭秋

为何选陈潭秋当粮食部长，中央是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的

陈潭秋原名叫陈澄，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为何改名要叫谭秋呢，他在年少时说过：

“深潭逢秋、清澈见底，我决心正直为人，为民办事终生。”

事实上在年少时陈潭秋便体现出了他坚守正义的理想。

那是一个1911年的冬天，陈潭秋路过团风镇，遇见了团风镇的恶霸陈大狂正在欺负一个卖报老人。

还只是少年的陈潭秋毫无惧色，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挡在老人身前厉声喝道：

“这位老人卖报纸宣传的是革命道理，他有什么错？”

恶霸挥着皮鞭，但看着面前气势汹汹的少年，竟是不敢再多言语，扭头灰溜溜地走掉了。

恶霸走后陈潭秋扶起卖报老人，并帮他卖报，只见得他一溜顺着街道奔走呐喊：

“卖报！卖报！《汉口新闻报》《大江报》！特大新闻！革命军又打胜仗了！”

武汉是被称作“九省通衢”的城市，交通便利，新思想也乘着风吹来。

他的革命生涯便是从武汉起步的，陈潭秋喜爱文学，常常去校图书馆阅读宣传进步新西乡的刊物，时常与其他好友聊教育改革和社会问题。

陈潭秋去过一趟上海，感受到五四运动给学生和百姓带来的斗争精神和思想上的变化，他福至心灵，有了新的目标。

回到湖北，陈潭秋也开始带领学生开展运动，举办集会。他沿路分发爱国宣言传单，呼喊爱国口号，他站上台前激昂陈词痛斥军阀卖国贼。

台下的观众听后无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恨之入骨，高声附和。

而也有学生担心他们手无缚鸡之力，如何面对军阀的警察势力。陈潭秋在台上坚定地回应：

“不要怕！我们在做正义的事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后来陈潭秋参加了秘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认识了董必武这个同乡，两人志同道合，决心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

后来，于是他们筹建了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领导发起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为党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3年他被调往中央苏区仁福建省委书记，工作严谨，做事负责，是党的骨干精英。

中央一致也认为陈潭秋顾全大局，善办实事。一定能胜任粮食部长一职，解决红军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

为何能短时间内三次筹到粮食？

第一次借谷运动，发生在1933年春天。

为了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迅速进行扩军。为保障扩军行动正常进行，苏区中央政府决定让陈潭秋借二十万担谷子。

战争迫在眉睫，这次借谷行动必须在两个月内完成。

陈潭秋没有任何疑问，立刻着手借粮工作。

一开始，陈潭秋计划让革命根据地开展借粮竞赛，向群众宣传政府的借粮意愿。

借粮运动引发了工农群众的热情，

许多老百姓自发在民间宣传，尤其是红都瑞金的百姓带头响应号召。

红军的家属是最快响应的，合龙乡红军家属杨世瑶便和老伴扛起两担半粮食运给红军。

而实际上，他们家仅有三担粮食，但依旧决定支持革命事业。

陈潭秋得知此事，十分感动，

立刻将杨世瑶和其他百姓借粮的事迹在《红色中华》报上刊登。

没想到此举更加激发群众的借谷热情，然后很快陈潭秋便筹集到了十六万担谷子，前方的红军战士们得到了粮食支援，顺利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

1934年的五月是难熬的一个月。因为粮食的短缺，土地歉收，天灾人祸不断，政府也不得不勒紧裤腰带。

当时苏区红军已有两万七千多人，而在五月要扩军至五万名来应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很显然，苏维埃政府目前的粮食存量和所需的粮食量相去甚远。

为了前线战事，起码还有二十四万担谷子的粮食空缺。

陈潭秋不得不进行第二次借谷。

他每天风风火火地在田间和粮食部奔波，与百姓谈家常聊收成，了解百姓的想法，寻找筹集粮食的办法。

不久后，陈潭秋心中的想法逐渐成熟，他向政府各部门发出联名信，要求开展节约粮食行动，从干部做起，以身作则每天省二两米支援前线。

很快二十余名高级军官签署了联名信，该活动受到了中央高度评价。

运动刚发起，陈潭秋便带头节省粮食，粮食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要自带粮食，不吃公家粮。

而陈潭秋本人更是作出表率：

“我一天只吃两顿，争取每天再节省二两米”。

苏区的百姓得知后十分感慨：

“为我们战斗的人都每日只吃两餐了，我们还每天吃三餐呢，我们也要节省粮食支援前线”。

除此之外，陈潭秋印发了许多面额的苏维埃政府借谷票，他向百姓承诺：

“凡是借谷子的人，都可以用此票在当地政府领还谷子或者代缴土地税”。

陈潭秋的计划细致又全面，第二次借谷计划在陈潭秋的领导下开展得十分顺利。

陈潭秋实事求是，产粮多的地方多借，产粮少的地方少借或不借。严令禁止地方一刀切借粮的行为。

而且他在借粮运动中强调

“全凭借群众自觉自愿地借粮，绝不允许出现强行或摊派的行为”

详尽的计划和积极的宣传使这次借粮行动成了群众运动，群众借粮的表现非常热情。

据统计，开启节粮运动的第一个月光是瑞金县政府机关就节约粮食四百多斤。而几个月下来瑞金百姓们省下了几千担粮食送给红军。

紧赶慢赶，总算在七月十日前完成了借谷任务，陈潭秋长舒了一口气。

又是几个月过去，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了，中央作出了长征的决定。

第三次借粮运动开展于1934年秋收时节，此时红军已计划好长征，为支援红军，苏区计划再借60万担粮食。

陈潭秋没有怨言，撸起袖子便开始安排工作。

有了前几次的经验，第三次借粮行动开展得十分迅速。陈潭秋跟随粮食部的工作人员按照计划先收购一批粮食。

紧接着陈潭秋积极讲演发动群众，印发借谷票借粮，帮群众秋收。不出半个月，借的粮竟是远超预期。

陈潭秋心想，不光要节流，还得开源啊。

于是他在空闲的时候去开辟荒地，种植杂粮蔬果。而平时只吃杂粮，谷物都支援给前线。机关干部也都纷纷效仿。

1934年9月30日，第三次借粮运动完美结束。陈潭秋在《斗争》杂志上发表《秋收粮食动员的总结》，里面提到：

“不足一个月，已超过原定借谷60万担的计划”

长征路途中

陈潭秋的三次借谷运动在都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红军也获得了漫漫长征路上的启动粮食。

他的借谷票方法不仅在三次借粮运动中发挥了作用，还在红军长征中起了大作用。

中央红军长征的第一天，中央红军主力兵团、野战纵队开始战略转移。

为了避开敌人的侦察，红军选择夜晚前进白天休息。

因为时刻可能遭遇战斗，红军的粮食存量有限。

每天红军会在天色昏暗时集合并移动，临近白天时前往村子借用村民的家生火做饭。但不会碰村民的粮食。

红军的纪律非常严格，绝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借用村民的家也会为他们打扫干净庭院。

正因如此，所过之处都受到村民们的热情招待。

一天，红军来到麻地村，而红军的部队领袖多次来过这里。领袖来到了老熟人钟运详的家中。

钟运详家里忙活了一天，临近黄昏开拔，竟是把家中所有的稻谷都送给了红军。

领袖看着钟老人家说道：“老钟啊，这些谷子太珍贵了！您都给我们了，您吃什么阿！留下一些吧！”

钟运详笑着回答领袖：“我的老大和老三都被我送去当红军了，要不是红军三个只能去两个，他们一定都去了！就这么四担稻谷算什么？你们是为我们去战斗，更需要这些粮食，马上就到收晚稻的季节了，我们还有红薯干吃呢，放心去战斗吧！快把粮食都带上！”。

领袖又劝了几句，但钟老爷子坚持，红军只好收下粮食，但一定要给老爷子开几张“借谷票”。

“您的粮食算借给我们的！等我们胜利就回来把粮食还给您！”

钟老爷子推辞不掉，最后收下了票。

红军长征的路途中，还有许多这样质朴的村民，他们竭尽全力的帮助红军，宁愿自己吃野菜，啃杂粮。也要送出家里所有的粮食。

红军十分缺乏粮草补给，没有拒绝村民们的好意。只好留下了借谷票。

借谷票，不光是一张借据，更是红军对群众许下的承诺。

后续影响

借粮行动的成功离不开陈潭秋的统筹安排。

陈潭秋的好友包惠僧的回忆录中就曾感慨：

“陈潭秋的意见，都是站在多数方面和正确方面的”

包惠僧还提到“那时我们都没有政治经验，没有理解民主统一战线，而他的的理解总是独到又精确”

陈潭秋平日里是小心谨慎、平易近人的性格。

他在年轻时四处辗转奔波走在革命的前沿，他时常以记者的身份去往工人厂和京汉铁路。当上粮食部长后又经常下到农田与百姓交谈。

在陈潭秋看来，粮食要借，但得让群众心甘情愿的借，不能让群众感到自己是被强迫的。

于是陈潭秋花了许多时间宣传，号召。又动员各级力量，召开贫农会，雇农工会、选民大会。

面对群众时。他采取个人谈话，讲演等办法，把借粮运动的革命意义，战斗意义清晰明了讲给群众听。

面对机关干部，他三令五申，绝不姑息官僚主义，平均主义的借粮形式。

陈潭秋把借粮运动精细化，具体到每一个小细节。杜绝了可能发生的任何强迫行为。

群众们在宣传动员下自发的团结起来，拥护了中央的号召，自愿为红军借出粮食。

长征期间，陈潭秋在苏区打游击时失去了右耳，被中央调往莫斯科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现在的生活困苦，绝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而是大多数人的问题”。

他希望家人不必担心，他要继续为心中那个理想的世界而奋斗。

1939年5月，陈潭秋来到了新疆，此时新疆面临着一系列复杂而又危险的问题。

陈潭秋并没有怯意。他对中央表示：“我是不会放弃，有绝对不怕死的”。

之后的几年，他化名“徐杰”在新疆工作，还与共产党员王韵雪结为革命夫妻。

变故发生在了1942年2月，新疆的政治斗争变得十分不明朗。大部分共产党员撤离。

而陈潭秋留下了，他说：“只要这儿还有一个革命群众，我便不走”。

于是陈潭秋继续开展工作，妥善安排革命群众。

不久后陈潭秋被军阀盛世才软禁。软禁期间，他对自己的妻子说：“一定要坚定信念！一定要保持共产党人的气节。”

1943年2月，盛世才在监狱逼迫陈潭秋“脱党”。但陈潭秋目不斜视，视桌上的“脱党声明”为无物，盛世才对其无可奈何，只能继续监禁陈潭秋。

纵使陈潭秋受尽万般酷刑也坚持立场，他厉声斥责盛世才破坏人民统一战线。

“我做的事没有危害政府，是正义的工作，我们在新疆做的事都是光明正大的！”

就在这一年的9月27日，敌人依旧假惺惺的劝降陈潭秋。

陈潭秋不为所动，在喊出最后的呐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后被杀害，时年47岁。

总结

当年红军发放的借谷票有效期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只有苏区人民还有票，都能向当地的政府领取粮食或现金。

政府的承诺，最终还是兑现了，但许多苏区百姓不愿意使用借谷票。

对这些百姓而言，这些借谷票具有特别的意义。

比如当年麻地村的钟运详老爷子，他将借谷票藏在了土胚房的墙缝里。

待他去世后，他的孙子同桃将票从墙缝里取出。

2003年，同桃询问省财政厅是否能兑换，得到的回复是依然有效，可以兑换。

但同桃并不愿意使用它。

“我要把这一张借谷票当作传家宝，一直收藏下去”。同桃如此说道。

在那个战火翻飞的年代，陈潭秋印发的借谷证让红军熬过一段艰难的时间。

借谷票也成了苏区群众和红军关系紧密、互相信任的象征。

泛黄的借谷票里蕴含的是苏区群众对红军的无限情意和对未来的美好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