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治维新期间，大量日本封建主通过“开眼看世界”（例如出国考察、留学）的方式，了解到了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而在同一时期，正处于清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国却被英法等国多次入侵，在试图保持闭关锁国的政策下，逐步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被动政治状态。

对于希冀于通过侵略扩张领土，掠夺占据战略资源，来增强自身经济、军事实力的日本政府来说，中国的衰微无疑又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而在之后日本试探性地发起对朝侵略战争，以此来诱使清帝国为保护朝鲜加入对日战争，从而在海战、陆战上与经历过洋务运动后的清军进行正面对抗。

而让日本人感到大喜过望的是，经历过洋务运动的清军不仅没有在实战能力上有所提升，而且在战斗士气上也远低于日军当时的预估。也就是说，曾经被中华王朝多次击败过的日军在这次战争中，过于“高估”了清军的实力。于是，在陆战方面击败清军，在海战方面重创清帝国北洋舰队后，日本人开始膨胀了起来，并且对中国的评价大幅降低，甚至到了九一八事变时期变得极其狂妄了起来。

当然，在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以前，俄罗斯也和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交过手。经过在海战中的装甲舰对抗与陆战中的“堆人命”式战斗，日本也击败了俄罗斯，甚至还重创了俄罗斯为数不多的海军舰队。在对清对俄接连取得军事胜利后，日本内部的军国主义势力高度膨胀了起来，在多次日本军方少壮派势力对保守派官僚、贵族的暗杀、政变后，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迅速成为亚洲最邪恶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

而在1931年，日本人妄图侵吞中国东北的野心暂时得逞了。在日本关东军部署的对华侵略计划下，他们先是利用谋杀的方式，在“皇姑屯事件”中杀死了大军阀张作霖。而在之后，日本又创立了所谓“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让关东军在名义上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实际上侵占了中国东北的交通主权，从而以此为基础逐步延伸，最终达到全面侵占中国东北政治主权的核心目的。

而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通过较为强大的军事压力，逐步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最终达到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初始阶段”（之后的阶段则对应在侵略中国华北、华东、华南等地区）。对于当时军阀割据、国弱民衰的旧中国而言，以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想要收复失地可谓是极其困难的。而对于当时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来说，他们的首要任务除了继续侵华外，就是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殖民与转化”了。

那么，如何全面洗脑、蛊惑世代居住在东三省的中国人民，将其充分利用与动员起来（最终诱使中国人自相残杀，日本人渔翁得利），就成了日本侵略者最关心的问题了。而在经过他们的实践与了解中国东北的民情实况后，日本侵略者相当狡猾了制订了3种手段，通过提倡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最终达到驯化中国人民的目标。为此，我们将展开叙述，挖掘日本侵略者动用的邪恶手段究竟有多么恶毒。

第一种手段，就是宣扬所谓的“王道即皇道”政治思想。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王道”是孟子在“王霸之辩”中详细阐述的一种政治学说。孟子主张“尊王贱霸”，表示唯有以德服人，从而让人心服口服的行为就是“王道”；而与之相对应的“霸道”，则是注重用蛮力、威压使人暂时屈从，但并没有心服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就通常被称之为“霸道”。

而在对日占区内中国人民的宣传中，日本侵略者就用了“王道”思想的理念，试图用中国文化来驯化中国人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把提倡讲究“仁政”的王道加上了充满服从性、野蛮性的“皇道”思想。而为了让这个杂糅的思想看起来合乎常理，日本侵略者还创造了这样一套无耻的理论：“日本天皇之所以存在人世，就是因为神要派他来统治人间的，所以‘王道即皇道’，日本的天皇制就是中国王道思想的体现。”

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想法直到今天都被不少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所支持和接受着。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日本侵略者对“王道”思想的胡乱改造无疑是极其野蛮和无耻的（甚至在发达国家看来都是极其落后的思想转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想在中国立足，日本也必须倚靠中华传统文化来安抚民心，足可见日本文化之浅薄，中华文化之博大。至于日本人在这方面对中国人民的蛊惑宣传，之后的事实证明其实是“毫无作用”的。

第二种手段，则是通过宣传具有“日本色彩”的中国传统道德，从而在思想上试图将日本与中国逐渐融合，从而让生活在日占区内的中国人民，开始潜移默化地接受日本文化。在九一八事变后，以及到抗日战争的僵持阶段，日本侵略者都一直在日占区不遗余力地宣扬所谓“仁义礼智”、“忠孝两全”等思想，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宣扬中华文化，但是其内涵却已经悄然发生了质变。

就从“仁义道德”中的义来讲，首先，中华传统道德中的“义”主要是指民族大义，而这个民族，又指的是中华民族。而日本侵略者宣扬的“义”，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中国人民“顺应日本的民族大义”。也就是说，这群侵略者妄图让中国人将日本视作为应当效忠的宗主国，甚至是效忠于日本天皇本人。

而结合日本人提倡的所谓“仁义道德”，则是要求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打开仁义、道德的心理大门。通过在日占区内中国人民被不断加强驯化的基础上，最终促使其成为温顺且不敢反抗的“顺民”（也就是日本人曾经谈到的所谓“良民”）。而除了仁义道德外，日本人还提倡的所谓“忠孝”思想也并不是中华传统道德，其本质也只是以中华传统道德之名义，洗脑在日占区内的中国人忠于日本天皇，“孝顺”日本天皇罢了。

我们相信，当每一个正常人都开始了解日本侵华历史时，对日本右翼分子的态度也必然会愈发敌视。毕竟，日本从1931年开始就发起的侵华战争，不仅是军事、政治意义上的对华侵略，就从现实情况来说，在文化领域，日本的侵略也是极其危险且邪恶的。不过值得我们了解的是，日本侵略者倡导的“中华传统道德”从一开始就只有汉奸的附和，随着战争局势的改变，日本妄图利用“中华传统道德”洗脑中国人的野心，也最终走向了失败。

第三种手段，就是通过推行读经的手段，在日占区内的年轻人群体中发展出日式的“忠君爱国”思想。日本侵略者在废除中国原有教材的基础上，强制占领区内的学生与大量年轻人学习儒家经典。看似是在进行推广中华文化的同时，实际上却在课堂上安排日本教师，将日本的价值观灌输到中国学生中。也就是说“以中学为名义，以倭学为实际”在学生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洗脑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通过对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进行洗脑式教育，本质上就是希望通过对中国下一代人进行日式教育的思想渗透，让中华民族从文化意义上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毕竟，比起欧美国家的血缘认同论，中国更加注重文化认同论。日本在19世纪末对中国台湾的殖民统治就是这么干的，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在岛内进行了50年这样的教育，对之后涌现出类似于李登辉（日文名：岩里政男）这样的人有很大影响。

上述三种内容，就是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以提倡“中华传统文化”的名义，对中国人进行全面文化侵略的3种手段。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纵使是二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遭到了沉重打击，但就从日本今天的状态来看，美国在日本的管制期间并没有彻底清除军国主义势力与法西斯主义思想。

而在日本走向经济崛起后，日本对中国的文化输出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潜在的“不和谐”因素，而这一切，不仅值得中国人民了解与警惕，也非常值得中国政府检查和禁止。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希望日本能够在中美总体实力的变化中，真正反思侵华战争的错误，以及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而中国人民也势必会铭记历史，不忘初心，对未来任何可能发生的战争保持一如既往的戒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