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根据杜凤治日记记载，晚清官场求官之路异常艰难，不仅耗时耗力，而且很多低级官员为求一官职，到赴任时已是负债累累。比如他自己，从1844年中举开始，到在1866年赴广东任知县，前后22年，并且在得官后，为顺利赴任，还得借款打点各方关系，为此又欠下了至少8000两银子的巨额债务。

首先，求官之路异常艰难

杜凤治举人出身，中举只表明有了做官资格，但要获得实缺，还得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参加会试考取进士。杜凤治1844年乡试考取举人，时年30岁，后参加了好几次会试，但都没中。

二是通过拣选、大挑、截取等谋得官职，三个途径意思差不多，就是朝迋按一定条件选取部分举人给予官职。

比如拣选，清初制度规定，凡举人参加三次以上会试不中者，准予铨补知县，一次不中者可就教职，以州学正、县教谕录用，称为拣选。

至清康熙、雍正年间，中进士比例仅10%左右，剩下90%的举人都在等待拣选。按当时每科产生举人一千二百九十名计，十年下来，加上恩科中举的，不下五千人，而且时间越久，堆积越严重。

所以为了疏通举人仕途，清廷又采取了大挑制度。所谓大挑，就是在拣选的基础上增加授官名额，选拔时不写文章，不考策略实务，只看年龄、面相、身材。简单说，就是以貌取人。按照杜凤治日记记载，选人不成文的标准是取“同”“田”脸，大体是指方脸，即今天说的“国字脸”，相貌端正、威严的。

咸丰五年（1855年），杜凤治就是以举人大挑获得拣选知县资格入京的，也是其艰难求官之路的开始。

在清朝，由大挑获取官职，也算正途出身，但按部就班、正常顺序排位拣官，基本没机会：一是清中叶后，除翰林院少数人外，连一般进士都需等候多年才补缺，而举人拣选知县，有的等了30多年还没轮到；二是清道光、咸丰后，捐纳大开，又分走了很多名额；三是晚清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及抗击外国入侵过程后，需要对大量军功人员进行安置，使得难度更大。

从1855年至1861年，杜凤治就参与了30多次知县竞争，均落选。

所以直到咸丰十三年（1863年），由于收入稍丰，才花钱改“由拣选举人加捐不论双单月知县，兼不积班选用”方式谋求官职。什么意思呢？就是正途出生再加捐钱，双管齐下增加成功率。后来又捐加了一个正五品的同知衔，只为一个正七品的县令实职。

虽然如此，还要经过层层选拔和排队，再加一些运气才能获得实缺。比如杜凤治在同治三年春的排队中排在第三，而只选两人，必须重轮，再等上七八年。杜正自叹命运不好时，刚好第二名孙润祥丁忧得以排位上升，但因中间又有很多人插队，仍没有很快得到官职。只到同治四年，是为大计之年，很多官员被弹劾空出位置，才于同治五（1866年）获得机会，得以补缺，通过吏部抽签，抽得广东广宁县知县。

杜凤治从1855年入京到1866年获任，前后历时十一年，从41岁等到52岁，期间独自一人在京候选，主要靠在一些官员家中当教书先生或书启幕客谋生，收入微薄，每月得银一两三四钱，以致有一年家人来京，连蚊帐、席子都买不起。

而其家人也付出巨大牺牲。杜凤治赴广东之前，先后取妻三人、生子女8人，其中田氏、何氏较早过世，8个子女成活了4个。杜凤治于咸丰五年（1855年）赴京候选后，三妻娄氏独自一人在绍兴抚养子女，生活极其艰难，曾写信给杜凤治，备述困苦之状：欲死则难舍儿女，不死刚支持实难。后于1862年在太平军攻入绍兴时，也在逃难中病死。

可见，虽然影视剧中的清朝官员威风凛凛、媚上压下，但其风光的背后还是充满着艰辛与不易。

其次，不合理的制度安排

清朝对中下级地方官，吏部只发给赴任的凭，既不安排交通工具，也不补路费，驿道也不管，一切由官员自行解决。要知道，一百多年前出远门也不是容易的事，车、船、食、宿加上路途遥远，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

杜凤治于同治五年八月初三，携家人及仆役七人从北京出发，于九月初九到达广东省城，共用了37天，具体花费多少日记上没讲。但据其光绪五年的日记记载，从天津坐轮船至上海每人19两，上海过香港至广州16两，在上海住店饭房每日280文，因此粗略估算，其赴任旅费应该在500至1000两之间。

大部分官员为求一官职基本耗尽银两，甚至还倒欠很多，这么多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借了。

北京的一些票号和有钱人看准了这个商机，专门做他们的生意，称为官债。一则官员上任后还债能力强，风险低。所以杜凤治中签后，一个月就有四五十人上门给介绍债主。二则票号也会乘火打劫，知道他们没钱赴不了任，肯定要借的，所以利息非常高，一般都达到“对扣”（借款的一半扣为利息）。杜凤治就是对扣息借了4680两，到手2340两，还要给介绍者中介费。借款后，债主会亲自或派伙计跟随赴任，取得债银后回京，往返旅费还得杜凤治出。

所以为筹备赴任也是一件烦心事，杜在日记上说：身劳心灼，魂梦不安，白发白须都多了。

再次，各种打点、馈赠花费巨大

一是拜见上司衙门。杜凤治到广州后，接连数日到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粮道等上司衙门谒见。

二是拜会上司衙门幕友和其他官员，并向他们了解各种关系和官场信息，也要费用。

三是各上司衙门的“门包费”，每次都要数十两。

四是各种规律、小费。如赴任前，广东布政司遣人送赴任文书给杜凤治，杜给来人“规费”10两，对方竟然嫌少不肯给文书，于是又讨价还价，最后给了24两才拿到。

又如，杜凤治正式赴广宁上任前，照例需到各上司衙门辞行听训，到总督衙门时，没有带门包和各种小费，总督仆人不肯通报，杜只好派坐省家人（相当于县市驻省城办）与其谈妥门包费才肯通报。上述种种又花了200多两。

以上费用不仅花光了北京借的4680两银子，还在广州又借了月息一分半到两分的3500两。

至此，杜凤治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带着一屁股债去广宁上任当知县了。

这多钱总是要还的，不然当官干什么？所以最终还是老百姓买单，这也是贪污腐败的一个源动力之一吧，也是几千年来升官发财根深蒂固思维的生动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