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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军队中枪炮配备

清代前期，火器的配发由兵部掌管。战争期间，重要的火器，往往根据需要，由皇帝随时调拨，如平定三藩的战争中，坐镇江西的平寇大将军岳乐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奏请发20门西洋炮，康熙帝立即谕令：“南怀仁所造火炮，著官兵照数送至江西，转运安亲王军前”。

康熙十六年三月，康熙帝又将红衣炮20门发往正在围攻长沙的安亲王军中。和平时期，以集中使用和存贮为原则，配发清军各部。顺治初年，八旗各设炮厂、火药厂，以存贮火炮和火药。康熙三十年，建立八旗火器营，集中使用火器。

火炮，内火器营炮营满洲八旗每旗配子母炮5门，其余大小火炮分存于汉军八旗炮局，各省清军按1000名甲兵装备火炮10门(威远炮4门、子母炮6门)的标准配发，郡邑城守、边海要隘及水师战船各存炮于其所，兵少及非险要处所则存炮于督抚提镇驻扎之地，需用时发放。

鸟枪，内火器营枪营和外火器营以及汉军枪营每兵配发1杆，各省清军配发数额原无定限。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鉴于“各处营伍所用器械，向来原无一定之例”，武弁到任后往往以个人所好和擅长的兵器训练所属兵丁，“兵丁之技艺，每视该上司之去留以为转移，非训练专精之道也”，故谕令各省将军督抚提镇，除骑射要普遍学习外，部队应用何种兵器，应“因地制宜，酌定规制，永远遵奉”。

当年议准，“官兵军器内鸟枪，能冲锐折坚，最为便利。如腹内省份，地势平坦，利用弓矢；至沿海沿边省份，山深林密，利用鸟枪。应将腹内省分，每兵千名设鸟枪三百杆，沿海沿边省份，每兵千名设鸟枪四百杆”。

根据以上原则和规定，雍正五年至七年间，确定了各省兵器的编配，其中山东、福建、广东、云南、贵州、广西等省，鸟枪占50%以上，加上炮兵，火器约占60%左右，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火器编配比例最高，1000名兵中有鸟枪兵600名、炮兵100名，达70%。此后，除个别地区稍有修正外，雍正五年至七年的规定成为清前期清军兵器编配的定例。

火器的配发和使用，八旗和绿营有所不同：

一是八旗中设有专门使用火炮和鸟枪的火器营，而绿营中则不设集中使用火器的部队；二是精良的火器，如子母炮等，只配发给八旗，绿营严禁使用。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山西太原总兵金国正上疏，请求捐造22门子母炮，发给所属绿营兵操练，兵部拟同意其所请，但康熙帝断然否定了兵部的意见，说：“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

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雍正帝又重申此规定，并谕令各省将已装备绿营兵的子母炮全部换下送至京师。

火器的使用、更换、修理年限，均有明文规定，如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的《钦定军器则例》规定，东北各城和京师旗营以及古北口、热河(今承德)、山海关等处的火炮，二十年更换一次；太原、河南、西安、杭州、福州、广州等地的火炮超过三十年才能更换，确实有炸裂的情况才“准其铸造"，满十五年而炮口、火门确有冲破、宽大现象的才“准其修理”。

与冷兵器一样，火器也有简核点验制度，一是核查有无缺额，二是有无损坏，未满使用年限如有损坏，据情责令有关人员赔补，使用年限已满而不堪使用者，则造册报部重造，或由储备火器中调拨。

火药和炮弹、枪弹的消耗都有定量，并规定了训练演习时使用过的实心炮弹回收制度。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规定，各省清军每年演炮铅铁子照数拾回备用。雍正十一年(1733年)，又规定了损耗比例：拣七耗三。

道光十五年(1835年)，规定更为具体：西安、凉州八旗兵和广西绿营兵，全用铅弹，要全数拣回；盛京(今沈阳)、江宁(今南京)、广州满营，铅弹、铁弹兼用，铁弹全数拣回，铅弹拣七销三；京口、大津沿海等地，拣九销一；贵州省因山径丛杂，拣拾困难，，可以拣六销四；其余的京师、外省满汉各营，不论铁弹、铅弹，都是拣七销三。鸟枪所用铅弹，除贵州一省是拣六销四外，其余地区一律拣七销三。

二、清代火器的制造

清代火器的制造，同冷兵器一样，分为中央制造和地方制造两种。凡中央制造者，皆由兵部定图式，交工部制造。

1、康熙朝的火器制造

康熙朝中央在京师制造枪炮的地方有三处：

一是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

康熙初年设立的养心殿造办处是为宫廷造办各项器物的机构，内设枪炮处，为皇帝制造枪炮，称为“御制"，如康熙时的自来火大枪、自来火二号枪、自来火小枪、禽枪、小禽枪5种御制枪，乾隆时的奇准神枪、准正神枪、纯正神枪、连中枪、应手枪、威赫枪、威捷枪7种御制枪，都出自养心殿造办处，乾隆四十年造办处曾制造了60杆御制枪。

二设于景山，产品亦称“御制”，如康熙三十四年的制胜将军炮、康熙二十九年的威远将军炮和康熙五十七年的威远将军炮，炮身铭文都有“景山内御制”字样。

养心殿造办处和景山所造枪炮，主要供皇宫和八旗兵使用，要求高，质量好，最重要的要由皇帝亲自指派的官员任总管监造，一般的则由景山有关人员任总管监造，工部委派的官员任监造。

三设于铁匠营，由工部管辖，所造枪炮主要供绿营兵使用。何时制造枪炮，制造多少，视实际需要而定，并无定规。枪炮造成以后，要由钦命的官员验收，然后下发部队使用。

地方如需要制造枪炮，一般要由总督、巡抚联名奏请、并将工料银等一并报工部审核，待皇帝批准后才能制造。在战争中或因情况紧急，或因地形复杂不便转运，统兵将领或地方官员奏请在当地制造，清廷大都予以支持，如平定两金川战争期间，在四川多次铸造各种大炮：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川巡抚纪山制九节劈山大炮20余门，每门重300余斤。

2、雍、乾时期火器制造

乾隆三十六年，总督阿尔泰铸成重3000斤大炮一门，装药十一二斤，生铁子重20斤；副将军温福先是因军营中三四千斤重的大炮难于抬运，改铸七八百斤炮位，后又因这些炮子轻力薄，改铸重炮，从1000斤~4000斤不等；乾隆三十九年，定西将军阿桂奏请铸造冲天炮，乾隆帝即命侍卫阿弥达带炮子及炮式并技术人员前往。

和平时期，清廷控制严格，禁止私造私藏枪炮，违者议处治罪。子母炮因系八旗火器，各直省不准制造。偏僻荒野之地，为防虎防盗确需鸟枪者，准照营兵鸟枪式样制造，但要刊刻持枪者姓名，呈官编号登记。

火药的生产亦由工部管辖。顺治初，工部在京师“设灌灵广，委官制火药，特命大臣督之"。灌灵厂制造火药系手工生产，有石碾200盘，每盘一次置火药30斤，碾一至三日(演放火药碾一日，军需火药碾三日)可成，生产能力相当可观。

制造火药的方法，先将炭粉、硫磺粉和硝水按比例倒入药缸内，搅拌成稀泥状，待用，然后放在石碾上碾轧(道光年间某些地区改用石臼木杵春捣，“以三万杵为度”)，不时往上洒水，最后把碾好的火药倒入大筐箩内，用木棒抽打，再用手搓成圆球状，过筛，即成颗粒状的火药。

碾造军需火药完工之日，要奏请钦点大臣验收，合格方准储库备用。检验火药的方法和标准是：“(燃)之掌中不伤手，乃为尽善"。康熙三十一年规定，灌灵厂每年需造演放火药20万斤，烘药二三千斤，储备军需火药30万斤、烘药4000斤，随用随补。

雍正二年规定，军需火药储存满10年者，即改作演放火药，陆续取用。其后，清廷又准许各省督抚提镇根据所属各营每年需用火药数量，动用公费在当地制造，备足规定的数量：潮湿的地区以三年的需用量为基数，高煤的地区则以五年用量为准。

平时所用火药，即从备用火药中支取，并用新造火药补足缺额。

3、清代火器衰落

清代前期的火器制造，康熙朝达到了高峰。康熙朝，尤其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以前，战争的需要，康熙帝的重视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火器的研究和制造。据《清朝文献通考》不完全的记载，从康熙十四年至六十年的47年间，仅中央制造的各种火炮即达905门之多。

该书漏载的还有不少，如载于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九八的“御制金龙炮”即是，该炮制于康熙二十年，“重自二百八十斤至三百七十斤，长自五尺八寸至六尺"，可见不止一门。

说康熙朝在清前期各朝中火炮产量最多，当不为过。康熙朝铸造的火炮，质量好，品种齐全，既有红衣炮型，也有冲天炮型、子母炮型，还有奇炮等新型火炮；不仅有大口径的重型火炮，而且有许多便于携带的轻型火炮，代表了当时改善火炮机动性能的发展方向。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的火炮与西方的火炮大体处在同一个水平上。从雍正朝开始，由于长期的和平环境、强大的国力、闭关锁国的政策和“以骑射为本”的保守思想等原因，清廷对火器研制和生产的迫切感大大减少，从而使火器的研制和生产停滞不前。

嘉庆、道光两朝，随着统治阶级的日益腐败，火器的研制和生产也严重滑坡，性能落后，质量低劣。嘉庆四年(1799年)，曾将“神机炮”、“神枢炮”共160门改铸成“得胜炮”，结果“以多易少”，射程比原来的“可及百步之外”缩短了不少。为加强海口防御，道光朝注重重型火炮的生产，但由于技术和生产工艺落后，火炮质量低劣。道光十六年(1836年)，广东虎门新铸大炮59门，竟有10门炸裂。

二十年，齐齐哈尔请求造炮，道光帝准其制造5门，特谕“按照厢黄旗神威将军炮，并《皇朝礼器图式》样尺寸详细估计”。神威将军炮是康熙二十年(1681年)制造的一种铜炮，《皇朝礼器图式》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敕修，可见这时清廷除了重制160年前的火器之外，已经拿不出任何的新东西。与西方国家相比，嘉、道时期中国的火器已经大大落后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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